“我很有野心”的心声(见《陈洁如回忆录》上册，页一二九)，所谓“野心”的内容，乃是不为他人“嫁衣裳”而由自己来开创基业。既然把国事视为自己的基业，何异自古以来的帝王思想？蒋介石终于把基业传给儿蒋经国，岂是偶然？俗称“蒋家王朝”并非虚妄，而蒋氏牢固的封建迷信意识更带有传统彩。

从帝王的角度看，蒋介石的“野心”、“权术”与“际遇”已使他实际上成为开国之君，他的名义是蒋总司令、蒋委员长、蒋主席、蒋总裁、蒋总统，实质上与生杀大权的皇帝无异，他手批枪毙实在比皇帝批杀更无拘束、更可不程序。但是他上得天下，枪杆了政权，却不能上治天下，奋斗了一辈、忙碌了一生，落得二世而亡的结局。我们重读孔尚任的《桃扇》，能无历史重演的慨？请看这一段：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榭开早。谁知容易冰消。看他起来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页一四八)

岂不是又一场金陵梦？而其兴亡之遽，照诗人史家陈寅恪的说法，古来没有几回，而其亡也，使公(蒋介石)“自我失之”！(见己丑夏日诗)

“自我失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在使公的。蒋介石少年顽劣无赖，成年混迹帮会、拜老、炒票，以及在十里洋场的荒唐放纵行径，乏善可陈。然而在绵长的国史中，以氓而成国君者并不罕见，开创两汉四百年江山的汉祖与大明三百年基业的明太祖，都寒微，与氓少异，所谓英雄不怕低，盗亦有，已故政治思想史权威学者萧公权在述中曾提及，假如蒋介石有杜月笙拍拍脯“闲话一句”的气派，或不至于失败。可是蒋介石早年对付汪卫、胡汉民；中年置张学良、杨虎城；晚年整掉吴国桢、孙立人，以及把叶公超打冷不得翻，在在显示他一贯的、异曲同工的“心狭窄”不仅假公济私，而且以私害公，不仅此也，他还要刻意掩饰他过去不光彩的历史，甚至为了掩饰，对明媒正娶的陈洁如作违乎常情的不合理待遇。掩饰之外，还要伪装，在官方文书以及中小学的课本中，竟谎称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我们在这本评传中，有专节澄清，证明他不曾过士官。考证事小，正误纠谬事大，更重要的是，可以小见大，一叶知秋，正如浙儒一浮所指，蒋氏之褊狭与矫，影响其治国，非同小可。所以就古帝王的标准而言，蒋介石的表现亦殊乏王者博大的气象。

蒋介石的时代毕竟有异于古帝王，作为一国的领导人，基本的现代知识必不可少，而蒋在这方面显然是不够的。经济学家寅初曾将蒋光的脑袋比作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不去，也许失之严酷，但绝非虚构。开罗会议时，蒋介石在国际场合不知“季风”是什么，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领导人本虽然知识短缺，若能起用人才，以众智为己智，未尝不可截长补短，胡适以“乘势以为本，御众智以为”祝蒋介石七十寿(见《自由中国》第十五卷第九期)，就是这个意思，胡适的献言固然来得太迟，而七十翁不仅不与见听，反被激怒。因此终其生，唯凭自的不足，一味蛮，以军警特为鹰犬，无人敢于纠正其误，鲁莽灭裂的后果，断非偶然的了。

由于这样的蒋介石生杀之权、掌党国命运，其影响所及，固不仅止于一群人、一个党，势必波及全国全民。他一个人的决策可以影响到千百万人的家命、国家前途、民族本利益，诸如中原大战、八年抗战、国共内战、中苏以及中关系等等。这一切的功过成败、代价细，都记在历史的账上，这评传也有所代。可以更一步指的是，朝代虽已终结，他留下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宏大硕的“中正纪念堂”仍然耸在台北的华地区，留下一个难以视而不见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