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闹事来大家都要完。孝一舍主拍脯保证，又叫氓们拍脯。氓们说我们佩服李敖，绝不会事。我报到当天晚上，就有香烟偷送来（他们还以为我烟，其实我早戒了）。第二天第三天，已经一派“天时地利人和”气象，氓虽被嘱咐不要同李敖多说话，可是我还是知了一些秘密与冤情。孝一舍主惊讶说：“你这样吃得开、这样拉风，我真没想到。丽岛那批人住在这里的时候，可没你吃得开，你真有一！”

在看守所期间，我最谢两位囚犯。一位是于长江，他本是台中一中的学弟，因退票坐牢，被派到伙房饭。他经常为我烧个菜，老远自伙房端来，送给我，让我“吃小灶”另一位是石柏苍，他原是台北地方法院书记官，因冤案坐牢，牢里人手不足，白天调他去办公，晚上回押房，住我隔，我一狱，他就在窗自我介绍，说是我读者。我怀疑此公分，因而问他如何证明你是。他说他可以背一首我的诗为证，我说你背背看。他就像小学生一样哇哇背起来，我顿时验明正无误。自从认识了他，就无异认识了一个“贼”——他白天上办公厅，晚上就偷运资料给我，我就据资料，秘密写成四万五千字的《监狱学土城？——第二次政治犯坐牢记：〈天下没有自坐的黑牢〉》长文，再由他冒险分批寄，给他太太保。1982年2月10日我狱当天下午，就招待读者，公布此文。由于我一再发表有关司法黑暗、监狱黑暗文字，并陆续为许多冤狱抱不平，引起“行政院”院会、中外舆论、电视、“立法院”以及被迫害者的重视。在“国民党立委”温士源疾呼阻止李敖英雄形象传后一周，新竹少年监狱即发生空前大暴动事件，另加上台北监狱越狱等事件“法务长”李元簇乃黯然下台。“法务”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说，这都是关了李敖惹来的祸。

不过，由于李敖惹祸，有一个人倒跟着得了福，他就是“法务”次长施启扬，李元簇下台，他升官长。我坐牢时，有一天放封，禁牢匆忙跑来说：“施次长在办公厅等你，想见你，请李先生去一趟。”我夷然答；“可是李先生不想见他啊。”我又补了一句：“告诉他，想见李先生吗？李先生说请你到押房去见他！”施启扬和一般大员一样，都是不敢来押房的，所谓考察狱政，都只是在大走上走看而已。我拒见施启扬，得牢心大快，大家争传李某人真是架大，大官来看他，他大属甩都不甩呢。

1981年11月9日，我曾译《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八至十节给“汝清”：

似乎是骗，却是诚实的；

似乎不为人知，却大大有名的；

似乎要死了，却还活着的；

似乎在受刑，却不致送命的；

似乎忧愁，却常常快乐的；

似乎很穷，却叫别人阔的；

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不少的。

这段译文，最能代表我的坐牢哲学。我另有《隔世》一诗，写“汝清”离去后的情境，最能代表我的坐牢聚散哲学：

隔世的没有朋友，

别那隔世的人，

隔世别人就忽略你，

像忽略一片孤云。

离开你了——柔情媚

离开你了——意红

什么都离开了你，

只留下一丝梦痕。

当夜梦痕已残，

当午夜梦痕难寻，

你翻过隔世的黑暗，

又了一片孤云。

又有一首《鼓里与鼓上》的诗，写住我楼上的死魂灵，最能代表我的坐牢互动哲学。“狱中独居，楼上关了独居的死回，着脚镣，彳亍踉跄，清晰可闻”：

我在鼓里，

他在鼓上。

他的昏，

我的脑涨。

声由上，

祸人人天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