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有数，一本书也不借。我去“国关中心”本的心态就是应付吴俊才老师的。到了第二年，吴俊才老师去萨尔瓦多“大使”去了，我趁机辞“国关中心”职务，主任蔡维屏不肯放人。我觉是：“那次短暂的‘副研究员’，就好像一个人上街买菜，突然被抓去当兵，他一有机会，必然要开小差，还回去买菜一样。”最后“在中心我待了十三个月，但是全上班的时间，不到十三个小时。不但拒绝研究，也拒绝讨论、拒绝听演讲会、拒绝签到、拒绝请领书报，最后拒绝领薪。”我决心走人。1978年，我甚至有存证信给蔡维屏：

一、本人已早于1月22日以挂号信辞职，同时退回薪，附还证件，并请寄下离职证明。

二、不料等了四个多月，一直没收到离职证明，反到收到“国研”政人○二○九号和○四○○号来件，视同本人仍在任职，显与事实不符。

三、并随信退回来件，并请将离职证明寄下。

只是蔡维屏不了主，不准辞。后来吴俊才老师自萨尔瓦多返台，亲到我家，同意我辞职，但邀我去《中央日报》任主笔，再准备接任总主笔，我笑着说：“我不会给国民党打手的，谢谢老师啦！”1978年8月20日，我终于收到蔡维屏签发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离职证明书”“离职原因”栏填的是“辞职”“离职日期”栏填的是“1978年3月1日”但证明书签发日期却是“1978年8月18日”可见这一辞职，是经过好几个月的折腾才成功的。合理的推测是：官方想以“粥温”之职羁縻我，并显示双方关系没恶化，但是这“优遇”对李敖是无效的，李敖还是方百计地跑了。离开“国关中心”显示了我的两风格：第一，我不钱，薪是副教授待遇，纯领薪，每年也不少钱，如老老实实，可领二十多年，为数可观；第二，我惜羽和自由，主动求去，不像陈鼓应他们贪领薪，最后因竞选被扫地门了。

我要离开“国关中心”基本上是一心想过我狱中那平静与苍茫的生活，息绝游，谢绝人事。我的经济基础是我坐牢前留下的两房，但坐牢时，都被我弟弟趁火打劫，伙同溺他的母亲，私下予以抵押，抵押了又不缴利息，以致鱼烂河决，难以收拾。最后吴俊才老师请保安面，保安转由林家祺（他是非常练达的才，最有化敌为友的本领，后来我隐居时，一连五个半月不下楼，还是他有办法把我请家门的）个人面见证“迫”华侨银行以二百三十万买下晶大厦房。我还给该行一百万欠债后，所余又还了另一房的三十多万欠债，最后手上不过百万元，靠着这钱，我计划东山再起。这时旧年将届，我正开门整修房，萧孟能突然而至，抱怨说前几天在百货公司碰到我，我竟不同他说话，暗示有人跟踪，如今他决定还是来看看我，跟我恢复，并说他年关需款，盼我把一百多万借他几天，我无奈，只好同意了。不料旧年过后，他告诉我他陷售晶大厦困境之中，欠我的钱无法还，除非我下海帮他解决。我无奈，只好同意了。于是我日日坐镇晶大厦，帮他从官方到私人、从私人到他小姨，个个文书往返或个别涉，费了好几个月，费尽力气，兼土木包工，才算大解决。萧孟能依诺送了一百万给我，我连同旧存，买下敦化南路金兰大厦十二楼的房。搬去以后，我的生活基调还是息绝游式的，但有一笔财路，大大改了我的经济能力，那就是辜振甫收购我的一批票钱。原来这批票，是辜振甫成立“中国合成橡胶公司”时送给萧同兹的，当时是二十五万元。萧同兹死后，由萧孟能继承，因五年不涨，持之乏味，就转卖给我，因此我成为该公司的东。先是我在1976年6月，在“仁庄”时看报得知有所谓“中国信托投资公司”信用卡发行，只要存五万元即可自然取得，不必靠人介绍，我于政治犯狱后境困难，有信用卡在手，方便许多，如今既可在不求人条件下持有此卡，乃在1976年6月10日汇去五万元，依法成为该公司五万元小东。没想到我买下萧孟能的“中国合成橡胶公司”票后，被我发现在“中国合成橡胶份有限公司东名册”中，信托投资公司所占数竟超总数百分之五十后又多超一三一、四一五（即过占总数百分之五十四）！完全违反“财政”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的规定。规定目的本在防止“‘信托公司’利用信托资金购买其他公司大分权，并从事经营，无异并吞其他企业”而“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显然违法，结果形成我参加的两个公司相互之间有大吃小、左手吃右手的怪现象，因而发生复杂严重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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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公司│造成冲突之祸首│造成冲突之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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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辜振甫│信托资金委托人李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