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我三十二岁，秋后算账仍不停止，国民党“司法行政”长郑彦囗亲自下令“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发侦办我，4月8日以“妨害公务”被提起公诉。自此官方正式合私方，以诉讼手段形成夹杀。

这年4月14日，我在极艰苦状态下义助殷海光看病，救了殷海光一命。原委是这样的。1961年11月，我发表《老年人和》以后，殷海光在台大文学院碰到我——这时候我们已经两年多没见了，叫住我，说：“你在《老年人和》里，提到的江亢虎是谁啊？”我告诉了他。正巧姚从吾老师走过。殷海光叫住他，指着我说：“此一代奇才也！”姚从吾老师立刻答：“你们两个都是奇才！”那天小聊之下，殷海光很兴，约我到他家去谈谈，我随手给他我给胡适的信的副本，约好第二天去看他。于是，近五年以后，我又来到了殷家。殷海光这回大概真的发现了我的不简单，他显然承认了我的蛟龙地位。他说我给胡适的信动了他，信中提到的严侨，是中国伟大知识分的代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严侨，都在国共斗争中牺牲了。…说到这里，他突然哭了起来，使我大为动。这一次谈话非常投机，他要到我碧潭山居来看我，我同意了。不久他到碧潭来，他教我如何煮咖啡，我穷得买不起咖啡壶，只能提供烧开的铝壶工，他抱怨壶有油质，煮咖啡不好喝，我很惊讶他在喝咖啡上如此考究。我们大谈了一下午，然后到吊桥旁小店吃鱼。殷海光的怪病是：他刚见到一个人，经常是不讲话，态度也不友善，一定要“车”（warmup）以后，他才逸兴横飞谈阔论不止，这时候他也有说有笑，与常人无异。但是下次见面时，他又要重新从那死样开始。一些人不了解这怪病，常常在一开始就被他气走了。这次殷海光到我家，怪病倒颇为从简，大概他怕我以其人之术，还治其人之，所以很快就了无拘束地聊起来了。

那时候《自由中国》已经停刊一年多了，我向殷海光谈到两：第一，雷震搞新党，以雷震对国民党的了解，国民党会动手抓人。一动手抓人，《自由中国》就完了。《自由中国》一完，就表示大家几年来所争取到的言论自由，会被国民党收回去，何年何月才能恢复到《自由中国》的尺度，就不知了。所以新党运动对传播思想而言，是一连累，就像五四运动连累了新文化运动一样（我这一看法，印证“80年代”在《自由中国》停刊后二十二年，重印《自由中国选集》都要被查禁，可见言论自由的大逆退）。第二，《自由中国》所谈的，是知识分的、上层的、纵贯线上的台湾，在知识分以外、在上层以外、在纵贯线上以外，对乡土台湾、对苦难老百姓的生活，谈得不够。说到这里，我举我亲自调查的军中乐园为例：一个女每天被迫接客五十次，只分到一钱，这叫什么“人间天堂”？她们这样悲惨的生活，什么主义、什么人统治她们，都一样。如果能够改善她们的生活，即使了亡国，我想她们也心甘情愿。我亲看到她们接客五十次后老鸨们放鞭炮庆祝的景象，她们的痛苦，你殷海光等级知识分可曾知？听了我的话，殷海光为之动容，他承认他们太不了解乡土台湾，不了解苦难老百姓的生活。那时候，我的研究主题之一是《中国史》，我拿一些画给殷海光看，他说他从没看过这东西，为什么这些漂亮的女人肯照这些照片？他不明白。我说：“可能为了救她的母亲，可能为了救她的女儿，可能为了救她的丈夫。但绝不是为了国才照这些照片。‘国家’对不起这些苦难的人，这些人是宁肯亡国的——只要她们能脱离悲惨的命运！”

碧潭之游后，殷海光跟我建立了新的友谊，这时他在台大已被剥夺了讲学讲演的自由，而我早就没有了这自由。1964年台大学生陈宏正等邀我到法学院演讲，我去的时候，学校派校警将演讲场所的门锁起来，校长钱思亮控制言论自由有如是者！1965年法学院请李声演讲“民主与自由”讲完后听众鼓掌要殷海光和李敖播几句话，我们应声而，极受迎，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面。后来胡秋原写信给钱思亮提二十五个问题，要殷海光答复，如不答复，就视同“不学无术，误人弟”应该停止教书。钱思亮怕了，居然朝这一方向迫害殷海光。这一期间，由于我的支援，使他渡过不少难关，我说动萧孟能，价支援《中国文化的展望》的写作，不过在我同殷海光的往中，我觉得我对他最大的帮助，不在帮他研究、帮他印书、帮他生活、帮他在《自由中国》被封杀、台湾大学被停课后渡过许多难关。…我觉得我最大的帮助，是把他送医院，使他的生命得以延长两年之久。他死后，殷大大写信给林悦恒、罗业宏，私下承认“李敖救了殷老师一命”即是指此。“殷门叛徒”王晓波未叛前写《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中说：“后来，殷先生由宏恩医院转往台大医院开刀，台大医院有公保，只要住二等病房就不必另外费。宏恩医院的费用是李敖付的，因为当时殷先生的学生中只有李敖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