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第七条之规定予以查禁，并扣押其版品。

这一查禁命令是真的，罪名却是假的，因为这篇文章反共有据，何来“为中共宣传”？反共文章容或要图片，岂可一图片就是“为中共宣传”？但警总是有理讲不清的衙门，《文星》虽于9月30日、10月28日先后两次要求“撤销对于《文星》杂志第九十期查禁及扣押之分”当然毫无效果。

《文星》第九十期的查禁，只是一个动手的讯号，杀戒一开，自然就有好戏看。这年十一月，正好是孙中山百岁诞辰，台湾省医师公会以孙中山为西医，特约我写《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由《文星》版，我同意了。不料在版过程中，台湾省医师公会忽然来信，要求书前文稿“送达本会转呈‘中央党’审认可”这是很荒唐的事，因为它依法无据。我自然严词拒绝了。书版后，山雨来、风声四起，《文星》已经发发不可终日，这时已是十一月中旬。正好发生了国民党中四组（文工会前）主任谢然之与《征信新闻报》《中华时报》前）余纪忠的冲突，我索“趁火打劫”趁机以“清君侧”的讽刺，在12月1日《文星》第九十八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直指国民党。在这篇文章中，我指谢然之的错误。这错误，一方面是属于政策上和技术上的；一方面是属于为人上和品格上的。我以反讽的吻，指谢然之已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不应凭借权力，压制他人”的指示，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必须放弃一切偏激的、狭隘的、不容忍的作风”的指示，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以自反代报复”“以说服代斗争”的指示，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要以组织的活动改变个人的作风”的指示。…我写：

从这些标准来看谢然之先生的党务工作方式，我们不得不说他的表现是与蒋总裁的指示完全背而驰。从他所作所为的表现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他对“化敌为友”的努力“注重思想启发”的努力，或是“采取说服的态度”的努力，我们看到的只是他的“凭借权力，压制他人”只是他的“偏激的、狭隘的、不容忍的作风”！

我又写：蒋总裁这段指示，对谢然之说来，他又到了哪一呢？他改善了“一反过去立门、分派系、拒人千里之外的作风”了吗？正相反的，他不但没有“以组织的活动改变个人的作风”反倒以他个人的“活动”改变了组织的“作风”！

上面这言论，当然不是谢然之容忍得了的，也不是国民党容忍得了的。国民党立刻动手了，12月26日下午，我正在家里忙下一期的《文星》，萧孟能走来，平静地说：“别忙了，休息休息吧，命令下来了，我们杂志被罚停刊了。”就这样的，《文星》了坟墓和历史。当时虽然是以查禁一年的行政命令行使的，但是快到一年后，文星书店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萧同兹，忽收到国民党函件，明告“兹据有关方面会商结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于是，就在党的命令超过行政命令下，《文星》永不复起。这就好像先用行政命令把你打昏，然后再用党的命令把你杀死，形式上是缓和的、宽大的，骨里却是激烈的、小气的。当然，这事不能全怪谢然之，因为显然不是他个人的事，他只是统计学上的样罢了。这由谢然之后来虽叛党不归、国民党的作风却依然故我可以为证。不过，对国民党的论定、对国民党员谢然之型的论定，却是千秋之笔，永远无法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