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天津、广州派经济制大员督导，检举或查抄投机居奇，扣押或枪决商贾，雷厉风行，耸动中外；但是，正如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所说的，这是想用警察力量推翻经济定律，必无成功之理。很快的，全国就发生了抢购资的风。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被抢购一空，人心惶惶，天下大。金圆券速贬值，贬值得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内都不同。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变动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改贴。我在饭店吃碗面，门的价钱和门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还没，新的价目又贴上去了。这目睹怪现状，真二千年所未有也！

金圆券发行不到三个月，11月11日，蒋介石政府全无办法了，尔反尔，又准人民持有金银外币了，并同意以金圆券兑回，但是比率却于三个月前政府买的五倍！用的是抗战期间黄金储蓄和金公债的老，失信于民，自不消说。但是老百姓即使大吃亏特吃亏，也宁要黄金，不敢再领教金圆券。于是，向黄浦滩中央银行挤兑黄金的大狼，就立刻展开。上海那时戒严宵禁，老百姓只好在天晚上，藏在黄浦滩四周，或在陋巷里，或在舢板内，等待清早五的解除宵禁。清早五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攒动，不通。上海警察局派锐队——“飞行太保”骑在上，挥动鞭打人，可是都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可见。我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路上通过，只有踩着舢板，绕而行。这目睹怪现状，也真二千年所未有也！从货币学观看，金圆券的发行，本是违背金基本原理的。政府在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事发行，是典型的卖空；收兑黄金钞，又是典型的买空。买空卖空于先，自然尔反尔于后。最后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作戡，以民望”的大理，抢运到台湾，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了。国民党说这些黄金安定了台湾人事，但却不说这些黄金丢掉了大陆民心，真会说话啊！

由于战遍地，一群群最教人痛苦的受害者现了，那就是难民中的难童。难民们在大江南北逃难，许多难童在逃难中丢掉了，落在都市街。据1949年上海《大公报》统计，慈善团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尸一百五十五！十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这真是惨绝人寰！当时漫画家张乐平以难童为主题，画了《三狼记》，引起大众的重视。宋庆龄在4月4日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为张乐平举行“三原作义卖展览会”又举办“三乐园会”以收所得，救济难童。当年的三们，他们是战中的孤儿，亡到十里洋尝狼在十字街，靠着一个破洋铁罐——他们唯一的家当，在垃圾堆里捡吃的，或乞讨、或鞋，或推车、或偷东西。…不怎么辛苦、怎么奋斗、怎么讨生活，结局却大都是路毙街。张乐平在1947年年初的一个刮北风晚上，从外归来，路过一个堂，看到三个难童，的围在一起，中间有一堆小火，他们靠着这火，取求生。张乐平在他们附近站了许久，心里很难过，但却力不从心，没办法帮助他们。回家以后，躺在床上不能睡，心想这三个难童，究竟能不能熬过这一夜呢？第二天清早，他又走过那堂，可是三个难童中，两个已经冻死了。张乐平说：“我想到这样冻死的儿童何止千万，我为一个漫画工作者，决心用我的画笔，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严厉的控诉。”自此以后，他从1935年就已定型的三画像，便改成了难童的面貌。他的三漫画，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也包括了十三岁的我。这一动，在三十三年后，我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期里，犹有余波。在该期封面，我刊了一幅姊弟难童图片。图片中一个穿破烂黑衣的小女孩，背上背着弟弟，坐在路边睡觉，两脚赤足，左手下垂，右手拿着一个破洋铁罐，画面凄楚人。这张照片，是当时在上海的外国记者拍摄到的，收国版的“1949年年刊”不料在我重新刊后，国民党警备总司令制版的政工曹建中长却大表不满，他警告四季版公司的叶圣康说：“这照片，都是李敖造的，用来丑化台湾当局！你们替他发行，可得负责任！”叶圣康转告我后，我哈哈大笑，我说：“这些无知的武人，本不要理他，叫他来找我好了。”后来此事不了了之，我却有于台湾朝野对人间苦难的陌生，可有这“误会”警总的曹长固然不知人间苦难，但是以关切人间苦难为职志的所谓台湾作家们，又知多少呢？最谑画的对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