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躲钉，向东躲；姥姥躲钉，向西躲！"其实往哪里躲啊？棺村里挤得不通，即使是位活着的小伙也动弹不得，何况是位死去的胖老太太！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比爷爷都风光。殡的时候用了一百二十八人抬杠。就连棺材罩都是专门订绣的。外祖母只生三个女儿，照理该由长女生的长李敖在灵枢前打幡儿。

但是大爷大娘教唆敖弟别，理由是："你姓李，又不姓张！"

敖弟不知该听谁的。大姊生气他说："臭小！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大姊为外祖母打幡儿完成殡大礼。外祖母死于天，没过几天尸腐烂腹从棺材的一角微微往下渗漏，很臭很臭。因为佛事我们都守在棺材旁边。敖弟不知怎么想起来，用手蘸一臭，再用添尝一下什么味！可怕可怕好恶心，难怪大姊要骂他："臭小！"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铺张还不仅仅反映在殡的阵式上。

在庙里佛字的时候，还扎了很多适用于间的纸、纸陪葬。因为外祖母实在打牌，居然还别心裁扎了一个麻将桌，尺寸和真的一样大小，上面摆着全副纸麻将。每张都活龙活现印上中发白、饼条万，一儿都不糊。桌旁有三把椅，坐着二位纸太太。第四把椅无疑是外祖母的宝座。

那天三婶到庙里参加吊唁，刚庙门就碰见五叔，五叔一本正经地对她说："三嫂，快儿，三缺一"二婶目瞪呆，惊疑为什么在庙里开起牌局来了？足见五叔多么没大没小没正经？更稀奇的是外祖母有座宅，门牌是地府十号。宅的大小虽然不是真比例，但至少活人能。宅实在太罕见，引人注目，招来不少人看闹。甚至有一个国人也闻风赶至，估计那个国人是个记者，背个大相机前来采访难得一见的场面。他拍了宅、纸人、麻将桌以及绿绿的车轿之类，并让我们这些穿孝袍的小辈们站一大排拍照。几天后，他带着印好的照片如约来访问我家，附带送我一个节拍。那批珍贵的照片本来在大姊手中，"文革"期间作为四旧销毁了。

二姊在纸上送死后，结论说：

我用大量篇幅描述三位祖辈过世，是因为那个年代，那荒唐事，真的绝迹了。事实上，我也只写下梗概而已。三位老人死后都葬在盛产桃的东北义园，而且都是邻居，解放后曾通知我们迁坟，往哪里迁？谁有钱去迁？死人也同样不知去向了。

二姊清楚回忆的养生送死，也就是我依稀记得的养生送死，清楚与依稀之间，我和她同此记忆，她的行文，就是我的落笔。我们内务街的家，自此也就发生了大变化：

随着外祖母去世，家里就好像树倒猢狲散般地逐渐散开了。倒不是因为外祖母的死起那么大作用，而是受局势变化的影响。开始爸爸妈妈带着大姊和敖弟以下的弟妹们搬到西城麻状元胡同…时间并不太久，形势又急转直下，国民党节节撤迟到了南京，全家决定迁居上海。爸爸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有长江一江之隔，退到上海也就"保险"了。…

那年大姊刚刚考辅仁大学医预系，考大学在当年很不容易，大姊又是个既能自立又有主见的人，她不愿放弃学业去上海。我正读中三年级，爸爸妈妈替我权衡轻重，认为我应当跟着大姊留在北京，等中毕业后再会上海不迟。但作为我本人本不想留在北京，更说我很依恋妈妈。虽然也知决定的事我无能力更改，但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向妈妈提了我想走的愿望。妈妈非常不满意我，她说："你一定要走也随便你，到上海中毕不了业我可不！"明显妈妈不同意。我哭红了睛到学校，碰到教理的孙念台先生，他注意到一向嘻嘻哈哈的我心事重重，就关心地问明情况。孙先生笑笑说："这有什么可伤心的，到哪里不一样听炮声啊？"

我就这样被留在北京。

留在北京、留在大陆，这一留，就是四十四年！一九四九年四月，自三姊以下，我们来了台湾，二姊写：

我们与家断了联系。从一九四九年年底到一九七七年年中沓无消息二十九年。"生离死别"四个字不是形容词，而是严酷的事实！二十九年后见到从国去大陆寻亲的三妹，当时我正因工烧伤，死里逃生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三十三年后见到去北京访问的四妹。三十六年后与妈妈在香港重逢。…四十三年后在国见到六妹和七妹。十四年后与敖弟、八弟在台湾重聚。那也是在各奔东西南北四十年之后，妈妈与八个儿女外加两位女婿的第一次大团圆。

至于北京的内务街老宅：

我们家在那里住了约十年。那里充满了我一生最好的回忆：童年的笑、青的骄和未来的幻梦。那里是我真正的家，离开那里开始我就失去了家，失去了让我无限留恋和思念的家。你有过突然与家断绝音讯的经历吗？有过一·断绝就是三四十年的遭遇吗？只有失去家的人才懂得家的温馨可，突然失去家才尝到"生离"的真正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