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拿斧砍死父母，他也不敢在地铁里烟。现在，咱们的中产阶级也在地铁里烟，然后云吐雾。就是最近几个月的事情。你知是怎么开始的吗？”

“怎么开始的？”

“记得一年前吗？一个家伙在PATH线地铁里烟，那儿的一个警察让他把烟熄掉，那家伙枪就把他打死？记得吗？”

“记得。”

“就从那儿开始的。只要看过那条新闻，不是谁，警察还是平民，都不会贸然告诉过对面的家伙熄掉他那该死的烟。于是，有些人就开始烟，无人敢。然后更多的人开始烟，连发生室盗窃这样的大案都无需浪费时间报案，谁还会去在地铁里烟的事儿？执法不严，人们就不再尊重法律了。”他皱皱眉“但想想PATH线地铁的那位警察。你愿意像他那样去死吗？叫别人熄掉烟，然后砰的一声，就一命呜呼了。”

我发现自己开始跟他讲起卢·鲁登科的母亲，由于她的朋友给她捡回一台不该捡的电视机而被炸死。

于是，我们开始讲起恐怖故事来。他提到一个社工人员被骗上一栋公寓的楼遭暴多次后，被推下楼摔死。

我记起一条新闻，说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被另一个同龄男孩枪杀。他们彼此并不相识，凶手声称被害人嘲笑了他。

德金谈到好几起待儿童致死的案件，还有一个男人闷死他女朋友的女婴，因为他厌倦了每次跟女友去看电影都得钱雇人看孩。

我提到格雷森区的那个女人，她在衣柜那儿挂衣服时被弹打死。

我们的对话颇有比拼的味。

他说：“市场自认为找到了解决办法。死刑，重新启用黑大电椅。”

“你认为这行得通吗？”

“无疑，公众需要它。它至少有一个功效是你无法否认的。电死一个混，你至少知他以后不会再犯。妈的，我就投票赞成。把电椅拿来，用电视转播他妈的行刑过程，些广告，赚几个钱，多雇几个警察。你想知一件事吗？”

“什么事？”

“我们有过死刑，但决的不是杀人犯，而是普通人。普通人被杀的概率比杀人犯上电椅的概率还大。我们一天有五、六、七次死刑呢。”

他提了嗓门，现在酒保也在听我们的谈话。我们已经把他从他的电视节目上引过来了。

德金说：“我喜那个电视机爆炸的故事。不知我怎么会错过那条新闻的。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听说过了，但总有新的现，是不是？”

“我猜是吧。”

“光这个城市就有八百万个故事，”他拉长声音说“你记得那个节目吗？几年前电视上播过。”

“我记得。”

“每次节目结束时他们都说那句台词，‘在这个城市里有八百万个故事。这只是其中之一’。”

“我记得。”

“八百万个故事，”他说“你知这城里有什么吗，这个他妈的城市的大粪池里有什么？有八百万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