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将苦杯钦尽了——那样六十年后的聚首，对于我只是印证今生果真有过的青吧…

渐渐的，班友的通讯也停了。一九四三的风不但远了，也永久消逝了。

四三班会之后，我去朝门看两度与我同学的杨静远。她在南开比我两届，曾住同寝室。我到武大的时候她已上外文系三年级，是朱光潜老师的徒。在乐山我曾去她家吃过年夜饭。她的父亲杨端六教授是经济系货币学专家，母亲袁昌英教授，自一九二九年由欧洲回国，即在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戏剧和莎士比亚（我曾受教两年），被称为“珞珈三杰”之一。另两位是凌叔华和苏雪林。

在这样家长大的杨静远，书读得扎实，思想相当有度，天善良、浪漫，在正常的时代，应可成为她向往的真正作家，也必然是作学术研究的知识分。但是，在一九四五年大学毕业前"她已卷困惑着每一个大学生的政治思。同学中倾向共产党的自称为“前”称倾向保守的为“反动派”那时，正面抗日的中央军在苦战六年之后，正陷湖南、广西、贵州保卫战最艰苦的阶段。四川太大，一般城乡的人过着平静的日，但是逃难来的下江人，又陷战火近的恐慌中。

杨静远在二00三年版《让庐日记》里记述她早期受引，觉得政府已经“彻

底腐败”必须改组，左派同学借给她《延安一月》和《西行漫记》，使一直用功读英文学作品的她说“我必须看它，我得抓住每一个认识共产党的机会。”父母苦婆心随时劝她先读书，不要冲动卷政党之中“政治和恋很相像，相久了，就不能脱。”她从武大毕业后，父母全力助她去国密西大学英文系造，但是她在“解放”的狼下，因情径自放弃学业，回来建设新中国。五十年后她将当年两地情书结集版《写给恋人——1945-1948》（河南人民版社，一九九九年）。

那一年我在北京看到她与恋人严国（武大工学院，与我大学四年同届），知她一生在情中是幸福的。但是她的父母所受的政治迫害，那般惨痛也许是难于释怀吧！二00二年她主编《飞回的孔雀——袁昌英》（北京人民文学版社），相当详细地叙述了袁老师晚年极悲惨的遭遇：在校园扫街，被逐回乡，年老孤寄居亲戚家，她自称为坐“山牢”的岁月，孤凄至死。令我这当年受业的学生泪下不已。

我也想到亲自召见劝我转外文系，慨然担任我指导教授的朱光潜老师。台湾开放回大陆探亲初期，我在武大校友通讯《珞珈》读到一位王筑学长写《朱光潜老师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的片段》中得知，四年“栅”生活之后，一九七0年朱老师被遣回北京大学的联合国数据翻译组，继续接受监督劳动改造，扫地和冲洗厕所之外，可以摸到一些书本了。有一天在西语系清扫垃圾时，偶然从纸堆中发现自己翻译的黑格尔《学》第二眷译稿，那是他被抄家时给当作“封、资、修”的东西抄走的。重见这些曾付心血的手稿，如同隔世，幸得组长士沉取掩护，他在劳动之余，得以逐字逐句推敲定稿，并且译第三卷，文革后得以版。在这方面，朱老师幸运多了。一九八九年钱穆先生到香港新亚书院演讲，重晤朱先生，我原也想去香港得以拜谒，未能成行，钱先生回台北告知，朱老师已不大认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