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楼，名“素书楼”可以安居，讲学著述，颐养天年。

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晚年“归”来定居的台湾竟也到了没有温情与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岁的龄，一九九0年六月底，为尊严，仓皇地搬了台北外双溪的素书楼，落脚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两个月后逝世。当年继任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没有意愿维护前任对归国学人的礼遇，举国将一代大儒扫地门的莽撞无识，其不尊重学术的景况，为台湾悲。而当时在立法院尖刻烈质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陈扁，后来任总统八年。

十二年后，二00二年三月，台北市长英九主持开启“钱穆故居”典礼，将它

开放作为中国文史哲学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阶整整三十年，如今脚步何等沉重。石阶上的院搭了一个小篷，典礼下午开始时雨下得丰沛，小篷遮不住雨，场面相当凌。我去后，在后排找到个可以不被人发现的位，可以听听，仔细想想这三十年间事，钱师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当初议会叫嚣收回市产的时候，仍有一些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前往素书楼探视，且为他整理、校订旧作。钱先生问他们:“这些人急着要这房什么？”他们说:“要纪念馆。”他说:“我活着不让我住，死了纪念我什么？”

余英时追悼钱先生写了一副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为故国招魂》文中想用这副挽联来象征钱先生的最终极也是最后的关怀。“未学斋”是以前钱先生书房之名，是他苦学自修的心情，素书楼“今天已不复存在了。”这大概是余先生以国际史学家的外，厚的说法。钱先生自十六岁（一九一0年）读到梁启超《中国前途乏希望与国民责任》，为梁氏历史论证所引，一生研究历史，希望更她找寻中国不会亡的据。他希望国家社会能在安定中求步，而不是悍于求变，以戾气损伤文化。余英时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的失望离开这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

我初见钱先生的时候，已是他的红叶阶段，秋季节，思考的叶片已由绿转为一祥和的绮烂，再几番风雨，即将落了。他八十岁生辰南游，在梨山武陵农场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此文后与《师友杂忆》合集，充满了家人、友情温的回忆，也充满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世，颠沛聚散的叹:“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几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虞。”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这也是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钱穆先生说的话。

我近年迁居，目前的书房正上挂着一幅钱先生赠我的墨宝，录明儒景逸先生的五言绝句五首，开始一首即说他在外双溪定居的隐逸心情:“开窗北山下日竹光朗楼中人兀然鸟雀时来往…。”署名“丙辰重九钱穆时年八十有二”那时他视力已差。这幅字更是珍贵。在它对面墙上，挂着庄灵所摄的一棵兀然立的阔叶树，上面的枝叶明晰地投在光影错的山岩上——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