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他退休之前，凡是天灾或火车事故之后他都不在家。十大建设凡是铁路所到之都是他的责任，他那衣漱洗的随包放在办公室，任何时间，一个电话，他就奔往雄;再一个电话，奔往莲。去几天呢？不知。扩建苏线的时候，坐工程车沿线看着，车上放个板凳，可以坐在轨旁监工：隧塌了再挖，他就多日不回家，逢到假期节日他们奔波心更无宁日。我们在台北丽街的邻居，陈德年先生，也是电机工程师，任局长五年内，从末在家过年，除夕晚上他坐慢车沿线到各站问回不了家的铁路员工。他的太太病重去世之前，正逢铁路电气化工程一个重要关，他必须到现场打气，不能整日陪在病榻前。我对普天下的工程人员充满了同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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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已怀六个月，九月十九日在张耀东妇产科生了第一个儿。由于分挽过程太长，挣扎至第二天夜晚已陷昏迷状态。我母亲惊吓哭泣，在旁呼唤我的名字，和当年舅舅在汉天主教医院呼喊她的名字一样，从死神手中抢回我的生命。医师用产钳取近四公斤的胎儿，我约二十多天不能行走。

婴儿近三个月时，我母亲必须赶回台北，嫂嫂在十二月底生她的第二个孩。

我的婚姻生活里布满了各式各样的铁路灾难，直到他一九八五年退休，近四十年间，所有的台风、山洪、地震…，他都得在最快时间内冲往现场指挥抢修。午夜电话至今令我惊悸，我得把沉睡中的他摇醒，看着他穿上厚雨衣，冲风雨里去。然后我就彻夜担心，直到他打电话告知在何。

分成两大一小间，走廊落地窗外是个宽敞的院，一端是一棵大榕树，树须已垂近地面。我立刻上了这个新家。

靠铁路调车场，一直到台中糖厂，有大约三十铁路宿舍，我坐在门，将近九钟，电务段的同事廖钦先生走过，他不知我因害怕而坐在门，告诉我“段长今天下午带我们去涨的筏溪抢修电路，桥基冲走了一半，段长腰上绑着电线带我们几个人在悬空的枕木上爬过去架线，一个一个、一寸一寸地爬，这些命是拣回来的！”

妈妈走后数日，裕昌下班时间仍末回家，屋内黑暗冷。我大约气血甚虚，竟不敢留在屋内，抱着孩拿个小板凳坐在大门。房临街，复兴路是条大路，有许多脚踏车和行人过往。

不久，远远看到他瘦的影从黑暗中走到第一盏路灯下，我就喜极而泣，孩饿了也在哭。他半跑过街，将我们拥至屋内时，他也泪地说“我回来就好了，赶快冲粉喂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