悻然之，但我一生逆境时，多能在不服气之后，静静检讨，实得之于父亲的这开导。

《时与》的业绩蒸蒸日上，除了政论半月刊，后来又增加《时与副刊》（月刊，介绍生活、医药、社会等各方面新知）以及《文艺双月刊》，创刊后销路也很好。同时，又获国驻华大使面将《读者文摘》（Reader'SDigeSt）中文版授权给《时与》版，当然也广受迎。

另外，编辑以特约和兼任方式聘请文学界、学术界著名作者中译许多英、、法文著作，如:以分析现势及历史为主的《法国的悲剧》、《黎地下二妇女》、《罗斯福传》、《拉丁洲内幕》、《世界战中的印度》等数十专书，风行一时。纯文学作品中，最畅销的是《于一切》（thisAbOVeAll），描写英国一位护士和军人的战争生死恋。故事动人。畅销到几乎人手一册。这本书还在翻译时，我已先睹为快。我经常去编辑凑闹，当他们休息时，会把原文书借我看，由于只有一本，还是从印度经“驼峰”运来的，万分珍贵，我像秃鹰一样趁他们工作的空隙抢读，有几个晚上我把书带回家，第二天清早赶快去还，因为人家要工作。

除了版，父亲于一九四一年初在沙坪坝大街上最好地祖屋设立“时与书店”宽敞明亮。除了陈列自己版的书刊，也齐备古典作品及战时能搜集到的各书刊。因为不以营利为目的，所以迎学生翻阅，有的书甚至翻破再补。战时，许多学生无钱买书，坦然地去“时与书店”一本本翻阅，收知识。有些人说，那真是一座最“跟得上时势”的图书馆;也有人（如赵淑）回忆，说那是她的启蒙学校。

每周我由南开回家的路上必去“时与书店”还书，回校时再去借取新书。只要是能读的书，我很少遗漏。国共合作那几年，有不少俄文中译作品。除了屠格涅失和托尔斯泰令我敬读拜之外，记忆刻的还有尔基的《母亲》，另一本《西亚之恋》，只记得书名很引我，内容、作者则忘了。当时左倾文坛捧得最厉害的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A。OStrOVSky）着，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一个工人的自述，那烈鲜明的政治意识是当时的我读不懂的。二00二年左右，我突然在台北书市看到这本书，如遇旧友，捧回再读。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产党政治狂将我们赶大陆，而他们自己也在各大同小异的狂中自相残杀多年，大跃、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尘，真百年世事不胜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约早已有理源，那一类的书确实成为我判断的基础。

有“时与书店”这样又大又新的书库，我读遍西方名著的中译本。当年敢译书版的，多数是中文柢厚又研究西方文学的文学、教育界人士。在电视现前的岁月，版界没有生存的威胁，彼此竞争亦不大，书是唯一能面的方式，可以建立真正的社会地位。版界的编辑者都有相当的界与权威，不屑仅以销路为考虑。但是那时的白话文比较拘谨，不似今日的轻松畅。

战时因为纸张质量不好、印刷困难，有一些真正令我动的书，多翻几次就现磨痕。中毕业后等联考发榜那段时间，我买了当年最好的嘉乐纸笔记，恭谨地抄了一本纪德（Andregide。1869-1951）《田园响曲》和何其芳、卡之琳、李广田的诗合集《汉园集》，至今珍存。字迹因墨不好已渐模糊。简帧办的大雁版社在一九八九年季版了仿古典线装本的何其芳《画梦录》，我也是以重逢老友之心珍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