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哥哥对妈妈说：“以后再也不许她跟着我！那么小座山，她上去那么慢，又下不来，动不动就哭，烦死人了。”

天已渐渐暗了，他竟然走回，往山上攀登，把我牵下山。到了隘，他用学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躯，说：“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中的同情与关怀，是我这个经常转学的十二岁边缘人很少看到的。

有一天吃过中饭，哥哥和七、八个同学说要去爬不远的一座小山，首山。我看着那山羡慕许久了，就追着赶上跟了去。

数十年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由隘回看我。

窗外，妈妈的几棵小树在风雪中摇晃，弯得近于折断。自此，我地记住他的名字——逃到营后，他把原来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张乃昌”改为“张大非”

下午四钟开始下山的时候，突然起了风，我比他们下山时走得慢，渐渐一个人落后了。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着一块小岩，退两难。山风着尖锐的哨音，我在寒风与恐惧中开始哭泣。这时，我看到张大非在山的隘回看我。

看到他用一个十八岁男的一切自尊忍住号啕，在我家温的火炉前，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和几年前有个小男孩告诉我他爸爸的挂在城门上一样悲惨。

从此，每个星期六午后，我会在哥哥那群喧闹的同学中，期待他那忧郁温和的笑容。他最喜带我那三岁的大妹妹到院里玩，有时帮妈妈抱襁褓中的二妹，偶尔会到我常坐的椅旁看我新买的书。有一次，他带来他自己的那本小小的、镶了金边的圣经给妈妈和我看，说这是离家后唯一的依靠。当时我虽不懂，但多年后我明白，为什么在他淡淡的落寞中有一和平、宁静，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本奥待解的书，很有引力，可是他又随带走了。

我每周末也会去板桥，可以满山遍野跑一跑，好似回到六岁前的童年。张大非常常来，他最喜抱我那两个妹妹，看我妈妈家事，仍然很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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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生和中国的命运不久就全变了，我再也没有回到那小屋的缘分。

那一年初，中山中学大门外面盖了一些小平房，很小的木架泥墙小房。妈妈每星期去住四五天，因为她又怀了，很喜再过一过乡村生活，每天可以些菜。此外，另几家东北来的老师家眷，更能解她的真正乡愁。

初夏，我们搬回南京城里，妈妈待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