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军营地，没有像预料中那样得到一把枪，而是得到了一条带，肖大队长让他扎上，他就扎上了。扎上带的父亲就是自治联军的战士了。父亲没有像那么多人挤在棚里睡，他和肖大队长、教导员睡在一个棚里。肖大队长和教导员向每个小队发通知，就让父亲一个棚接一个棚去通知。父亲成了大队的勤务兵。

父亲没有得到枪，赤着手一趟趟地在山岭间奔跑着送通知，他那被狗咬伤的，让肖大队长找到卫生员上了些药很快就好了。没有枪的父亲没能吃上白米饭；更没吃上猪，父亲就很遗憾，他发现那些有枪的人也没能吃上白米饭，但他仍信，只要有一支枪，白米饭迟早会吃上的。

肖大队长有时带着一群自治联军在雪岭上练，人们趴在雪地上，怀里都端着枪。父亲就站在一旁看。一天他忍不住趴在肖大队长边，瞅着肖大队长长满胡的脸说：“我要有支枪。”第一遍他说的声音很小，不知是不是肖大队长没听见，肖大队长没反应，举着手里的枪瞄山坡上一棵有鸟巢的树。父亲又大声地说了一遍：“我想有支枪。”这次肖大队长回过了，站起，父亲也站起。肖大队长喊过一个正趴在雪地上练习击的战士，让那战士把一支三八枪递到父亲的手里，父亲抱了一下，没抱住，枪掉在了雪地上。肖大队长笑了，那个战士也笑了。肖大队长走上前，拾起那枪，往父亲腰边一戳，枪筒父亲半，肖大队长拍一拍父亲瘦弱的肩说：“你还小呢。”

父亲没能要到枪。但他仍信自己要有一支枪。

肖大队长三天两要他那把驳壳枪，刚开始肖大队长自己，每次枪时，父亲就站在一旁看肖大队长把枪拆得七零八落，然后仔细好后，又重新装上。每次枪时，肖大队长都说：“枪不，打不准。”几次以后，肖大队长每次摘下枪后，父亲就接过枪，很熟练地拆开，又装上，肖大队长就拍一拍父亲的肩。

山下十几里外有一个大屯镇，那里住着日本兵。大屯镇有个伪镇长，姓刘，外号叫刘大肚。刘大肚给日本人，也给自治联军。山下大屯镇日军有什么情报都是刘大肚提供。自治联军有什么指示也通过人送给刘大肚。

父亲来后，和伪镇长刘大肚联系的任务就落到父亲的上，人们考虑到他是个孩，没有人会注意他。

那一次，肖大队长派父亲给刘大肚去送一封信，信藏在父亲的鞋里。

父亲来到镇政府时，看到一队日本人从镇政府里走来。父亲的咙就了，他看见日本人上都背着枪，日本兵还唱着歌，他听不懂那歌。他在镇政府门张望几次之后，就壮起胆往里走，没走几步，便被一个很瘦的当差的叫住，当差的骂：“妈的个×，不看是啥地方，找死？！”父亲望那当差的一说：“我找刘镇长，我是他堂侄。”这些话都是肖大队长教过的。那人听说是找刘镇长的，便把父亲领到一间屋里，一个大肚五十来岁的男人坐在屋里烟，他瞄了一来的父亲，父亲就说：“肖堂弟让我来找你。”刘大肚一听上放下烟枪，挥挥手把当差的打发走了。

父亲完成了任务，刘大肚没让父亲上走，让当差的领父亲去伙房吃饭。父亲那天终于吃上了白米饭，菜是猪炖粉条。父亲第一次吃到白米饭，那一天他吃了很多，吃得他再也吃不下时，他放下了碗。当差的陪了他一会儿，便走了，伙房里剩下几个厨在忙着给日本人饭，没有人注意他。

父亲吃完饭，兴致未尽，他真不愿意离开这里，不是留恋伪政府，而是留恋那白米饭，父亲看天尚早，他想过一会儿，再吃一次白米饭再走，但他又不能呆在伙房里，也不能去刘大肚那里，他想去找个地方歇一歇。他窜过伙房来到了后院，后院有一排房很清静，他看见一间房门半掩着，他顺门里看过去，里面没有人，有一张宽大的床，床上被叠得很整齐，还有一张八仙桌。父亲就走去，吃完饭的父亲，因为吃得过饱，浑的血都去消化胃里的了，走了十几里山路，此时父亲又困又累，他又不敢躺到床上去睡，想了想钻到床下，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床，床下也很，床上的床单正好挡住他，他只想躺一会儿，没想到却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