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11日，苏区中央接到中共临时中央4月14日给各苏区的信，经过讨论，决定接受中央的批评；周恩来起草决议承认苏区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以来，对目前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号召中央苏区各级党全同志在红五月工作中，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决行胜利的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临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漳州大捷，达到了剪除粤敌一翼的目的，对整个时局影响很大。

1932年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的池江、圩，击溃奥军15个团，中央苏区南得到稳定。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份上前线，后方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于7月21日在信丰致电苏区中央并转项英，报告一方面军的情况，并将在月底前渡赣江北，准备与敌作战。

中央苏区中央局（此时，任弼时为代理书记）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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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在淞沪保卫战中表现得积极顽的19路军驻福州，粤军3个师开赴赣南，向于都窥。

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继续整编，前方由周恩来、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并随军行动。

又

9月上旬，在前方的周、、朱、王，与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发生了日益严重的分歧，后方由于有临时中央的尚方宝剑，而不顾前方的实际困难，一味地督促前方攻。

5月20日，临时中央再次给苏区中央局发指示，对周恩来到苏区后的工作仍不满意，电文中说：“伍豪（周恩来）

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会剿”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计划，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后移兵中央苏区。

张贞4个团，俘敌1000余人，22日泽东给周恩来致电说：

周恩来不太同意，于7月25日，以泽东、朱德、王稼祥的名义致电中央局，电文中说：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委一级，改设总政委为妥，即以泽东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央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权决定。

6月下旬，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辖1、3、5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

同日，临时中央发了给苏区中央局及赣闽两省委的指示信，信中继续批评苏区红军没有及时采取攻策略，没有积极地扩大苏区。

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鉴于苏区中央局仍持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便在陈述信中说：…这将得多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无事可，泽东的经验与长，还须尽量使他发挥而督促他改正错误…有泽东指挥，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请你们考虑…

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周恩来任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计划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上、经济上、财政上、劳动上的动员事宜”

周恩来一时左右为难，他明知临时中央的决定是错误的，但他又不能不去执行。他在临时中央斥责和督促下，于5月30日在苏区中央机关刊《实话》第五期上发表《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决执行积极攻的路线》。

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分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到反苏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工会工作，一切工作下层的彻底转变，或者还没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目前应该采取积极攻策略，夺取一二个中心城市，来发展一省或数省的胜利…”

1932年6月25日，周恩来在瑞金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下组织劳动与战争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