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放在收音机上端的小酒盅，最后还是让我给打碎了。我拖地板时一转，拖把柄将酒盅扫落在地，就这么被打碎了。那个贫困家中唯一的装饰品，破坏时的声响让我经历了长时间的战栗。王立会像拧断一黄瓜一样，咔嚓一声拧断我的脖。

虽然这是刚来这里时的恐惧，我也知他不会拧断我的脖，但他盛怒的模样和对我严厉的理，却是我即将接受的事实。我用自己童年的挣扎，来摆脱这个厄运，我要先去威胁王立。当时在另一个房间的李秀英没有注意到这一切，我悄悄收起破碎的酒盅，将它们放簸箕。然后在王立下班回来时，由于激动和张，我突然哭了。王立吃惊地蹲下问我：“怎么啦？”

我向他发了哆嗦的威胁：

“你要是揍我，我就把你和那个阿姨的事说来。”

王立脸当时就白了，他摇着我的反复说：

“我不会揍你的，我为什么要揍你呢？”

我这才告诉他：

“我把酒盅打碎了。”

王立先是一愣，继而就明白我的威胁因何而起了，他脸上现了微笑，他说：

“那个酒盅我早就不要啦。”

我将信将疑地问他：

“你不揍我啦？”

他给予了我肯定的回答，于是我完全放心了，为了报答他，我凑近他耳朵说：

“我不会说那个阿姨的。”

那天傍晚，吃过晚饭以后，王立拉着我的手在街上走了很久。他不停地和一些熟人打招呼，我当时不知这是我最后一次和王立一起散步，当时我是那样迷恋落日挂在两旁屋檐上的余辉。我的兴致染了他，他给我讲了很多他小时候的事，我印象最的是他到十五岁时穷得经常光。那时他叹息地对我说：“人不怕穷，就怕苦呵。”

后来我们在桥畔坐了下来，那一次他长久地望着我，接着忧虑地说：

“你是个小妖。”

然后他换了一气：

“你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孩。”

我十二岁那年秋天，刘小青的哥哥，那位我极其崇拜的笛手，患急黄疸肝炎死去了。

那时候他已不是游手好闲的大孩，而是一个队的知青了。可他依然着鸭帽，将笛在上衣袋里，听说他和两个船上人家的女儿在一起队，那两个壮的姑娘几乎同时喜上了他。他的笛得那么妙，在乡间寂寞的夜晚怎能不令她们动。但是那里的生活使他难以忍受，他经常回到城里，坐在自己的窗着笛，在我们放学回家时，他就会卖梨膏糖的小调，他喜看我们奔跑过去的傻样，不愿意回到乡间那个使他生命到窒息的地方，虽然有两个姑娘编好了情的丝网恭候着他。

最后一次回来，他住的时间可能是过长了一。他那怒气冲冲的父亲整天训斥他，要把他赶回乡下去。有几次我从他家窗前经过，听到了他哭泣的声音。他是那么可怜地告诉父亲，他一力气都没有，不想吃东西，更不能活。

那时候他不知自己得肝炎了，刘小青的父亲也不知。

他母亲为他煮了两个，劝他还是回乡下去吧。他回到乡下以后，才过两天就昏迷了。是那两个健壮的姑娘把他背回到家中。那天下午我放学回家时，看到了这两个被光晒得黝黑的姑娘，满烂泥，哭丧着脸从刘小青家走来。当天晚上他就死了。

我至今记得他当初离家时暗淡的神，他扛着铺盖，右手攥着两个，慢吞吞地往船码走去。事实上那时他已经死气沉沉了，蹒跚的步履如同一个垂暮的老人。唯有那支在上衣袋里的笛，在他走去时一摇一摇的，显得稍有生气。

这个死到临的人，在看到我走来时，还想再捉我一次。他让我凑近他看看，那里是不是拉破了。我已经上过他一次当了，所以我就对着他喊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