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了。这是我看到最可怕的一幕:母亲一滴泪也不掉，自己冷静地换下衣，父亲却因为自己的行为哭泣，他跪在地上请求母亲原谅。母亲冷冷地说，我们犹太人从来不对着人下跪，你的膝盖怎么这么呢？父亲神经质地夺过母亲的破，他要自己动手，为妻补。他的手哆嗦着，下也颤抖着，神是直的。

我发现，父亲真的可能是有神经症人格的人。他在后来的几年里经常突如其来地痛打母亲，践踏《旧约》，可是他会在几秒钟后突然来一个180度大转弯，他抱住母亲，还从地上拾起《圣经》，亲吻它的封面，对母亲说他对不起她，说他再也不会这样了。他不停地发疯，又不停地忏悔，反复无常。终于，母亲对他的渐渐淡漠了。

你爸爸是个好人。母亲对我说，但他好像坏了，是的，他像一台机一样，坏了，没人知他为什么坏了，也没人能修理他。

可是，四十年后，当父亲躺在协和医院行将死去时，他对我揭示的是另一个答案:我当时的确疯了，因为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我的左边是一群假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没有信仰；我的右边，我最亲的人，我的妻，也离开了我的信念，她有了她自己的信仰。我问你，如果我左边人的信仰是假的信仰，我右边人的信仰是真的信仰，那我所信仰的究竟是什么？

我相信这就是父亲疯狂的真实原因。他好像同时失去了两个最亲密的朋友，他突然发现自己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那里。他的左手没有了，右手也没有了。

我是铁红，我目睹着这一切的发展，1966年，我读中学。在这十年中，我父母的关系降到了冰。他们在相近二十年后，突然发现两个人变回了自己原先的那个人，互不相了。母亲天天读《圣经·旧约》，夜夜祷告，成为了一个令人生厌的宗教徒。这真是一个讽刺，当年阿尔伯特千方百计要让母亲回到犹太教，却毫无效果，现在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而父亲却在这十年间突然变得激起来，文革开始后，大中学生上街闹革命，父亲有一天回家，突然给我带回一红卫兵的军装、袖章、带，要我参加红卫兵运动，母亲当场反对，两人发生了对殴。

我相信这是十年后这两个人关系破裂的一个重要事件。他们从卧室打到厨房，两个人打得浑是血，我怎么掰也掰不开。我哭了睛，我这才知，两个好人的仇恨竟是那么，比仇敌的仇恨还更。

我把母亲送到医院，她被打断了一锁骨，还有多挫裂伤。母亲地握着我的手，整个晚上都没有松开。她看了一夜的天板，说，拉结。她叫了我的犹太名字。你知我为什么不让你上街吗？因为我想起了卡尔。

那一夜，母亲萌动了回以列的念。

父亲在那次对殴后，成了一个嗜酒如命的酒徒。母亲和他分居了，他只好一个人缩在他的办公室里，整天抱着个酒瓶。他一喝醉酒就在场奔跑，有一次他竟然脱光了衣服在场上跑，被保卫人员送回到家里。他胆怯地望着母亲，坐在地上瑟瑟发抖。

母亲为他煮了两个。

我哭了，走过去，他抱住我，颤抖的嘴上沾着葱，说，铁红，不能失去斗志。

一个月后，母亲和父亲办理了离婚手续。父亲在办公室里众目睽睽之下，死死抱住母亲不让她离开，他的胳膊像钢一样死死搂住母亲，直到保卫人员把他胳膊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