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劲了。

阿尔伯特走后，母亲和父亲的生活了一段平稳期。父亲从队转业到地方，在北方某城市当了七年的党校副校长，一直到1957年。他党校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谁都知，有一个名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叫铁山，这个人是忠诚的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者。父亲的名字现在有关的理论刊上，他研究的领域比别人更广泛，他通英、德、俄三国外文，对空想社会主义有充分研究，写过一篇论乌托的文章。父亲名有两个理由:其一，他原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竟然对共产主义理论如此通；其二，他从师级位上转业，没有选择到利益门，却自己要求到党校当一名普通的教授，因为级别关系，上级门只好让他当了党校的副校长。

铁山经常到党校校长陈松奇家串门，不是讨论校务，而是讨论课题。铁山于作战，但对行政事务不熟悉也不兴趣。陈松奇是个专门研究共运史的专家，所以铁山很喜找他聊天，补足他对共运史了解不足的分。在校务方面，陈松奇怎么说，铁山都举手，所以有人说，铁山是陈松奇手中最好玩的一枚棋。

这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一段日，也是我童年的主要分。在我的中，父亲是快乐的。他经常在办公室看书看到很晚，回到家后就开始抱着我玩，父亲经常把我抱起来旋转，我被父亲逗得哈哈大笑。

有时候他会拉二胡，拉的是少数民族歌唱共产党的歌曲。我就躲在他后，冷不防揪住他的弓上的弦，他只好停下来，叫，原来是你这个小敌人在搞破坏呀！说完把我抱起来，把我转得转向。母亲说，看你把她转得，站都站不住了。

小孩就是要锻炼锻炼嘛。父亲说。

父亲这时候往往就会把我放下，去帮母亲掐菜，他一边掐着豆角，一边跟母亲聊他的论文。可是，母亲却越来越沉默。我不知这是什么原因，但事实就是这样。在这段我认为是家最和睦的日里，母亲是沉默的。她已经完全忘记了她的犹太人份，父亲吃猪，很少吃，羊更是一不沾，父亲吃又脏又臭的猪大，母亲只好坐在小板凳上用半天的时间，地瓜粉和盐来清洗猪。

以我的记忆对父亲的观察，我敢说这是我见到的少数对共产主义有如此研究和实践的人。父亲真诚地把共产主义当作理想和信仰，也当作他的生活来实行。比如，他从来就不愿意过豪华的生活，把它视为一奢侈。他喜穿补过的衣服，可是母亲总是有办法让他穿没补丁的衣服，母亲不喜一个男人穿得可怜兮兮的样。她有办法把破补得让人看不来，好像一朵一样。父亲只有一个嗜好，就是吃猪大，这个嗜好的代价不大，因为北方地区的人不喜吃这臭烘烘的东西，把它扔在地上让狗吃。

父亲把积蓄下来的钱奉献去，有一个阶段他把积蓄当党费，只留下我们三个人的生活费，后来他把钱用于解决一些贫困的生活。这些人后来被称作五保。你相信吗，这个最真诚的实践者真的把他大分的工资贡献给了他人，作为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妻，我们并没有从他较的工资中享受到什么好，他把钱贡献去后，得我们只能像一个工人家那样省吃俭用。

母亲每天在灯下算账，一分一分地抠钱，在那时候，我要吃上一盒饼都是不容易的。有一次，我睁睁地盯着一个邻居的孩吃糖，他妈妈问我吃不吃，我盯着糖说，我只看看，我不想吃。连他妈妈都心疼了。我母亲知后，哭了。在父亲贡献钱这件事上，她从来没和父亲发生过矛盾，不知是什么原因。母亲后来向我提过一句说，犹太人也是要向神奉献什一税①的。可是我要说，父亲拿去的钱绝对不止十分之一。过年那一次，我跟父亲去看望贫困，我看到父亲竟然和普通工人一起，帮那个老人了整整一天的活，为他垒了个厨房。

也就在那年的年底，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父亲很晚才到家，他的上落满了雪。父亲回到家后，也没有抱我，一个人扎了书房，我和母亲觉得很异样。母亲凑近书房门，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竟然听到了一类似哭泣的声音。

父亲几乎从来不掉泪，但母亲听到了从书房里传来的异样声音，一压抑而暗哑的咕噜咕噜声。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才从书房里来，母亲迎上去，父亲脸严峻，地把母亲抱在怀里。

母亲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当时已经有人因为向共产党提意见，被打成右派，抓了监狱。母亲张地问，你说了什么？铁山。

父亲摇摇，我什么也没说。我不会向党提意见的，因为我不认为党有什么错，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长远的目标，谁都会犯错，所以有些错不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