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战死，哈拉德占据了六英尺或者稍多一的英国土地。伊斯兰教历7世纪时，我在布拉克城郊端端正正地誊写了手辛德的七次航行和青铜城市的故事，当时用什么文字写的我已忘记，那些字母也不认识了。在萨尔坎达一所监狱的院里，我老是下棋消遣。在比卡尼尔和波希米亚，我占星的行当。1638年，我到了科洛茨瓦尔，然后又去莱比锡。1714年，我在阿伯了订购了蒲柏翻译的六卷本《伊利亚特》，不释手。1729年，我和一位大概姓贾斯塔的修辞学教授讨论那史诗的起源；我觉得他的论难以驳倒。1921年10月4日，我乘坐的驶往孟买的帕特那号船在红海一个港停泊。我下了船；想起了悠久岁月前也在红海之滨的早上的情景；当时我是罗的执政官，病、巫术和闲散耗损了士兵们。

我在郊外看到一条清澈的河；于习惯，我尝了尝河。爬上陡峭的河岸时，一棵多刺的树划破了我的手背。痛得异乎寻常。我悄悄地看伤缓缓渗一滴血，到难以置信的幸福。我又成为普通人了，我重复说，我又和别人一样了。那天晚上，我一觉睡到第二天天明。

…一年之后，我重新检查了这些底槁。我发现内容与事实相符，但是前面几章，以及其他几章的某些段落，有虚假。这也许是由于滥用细节刻画的原因，我从诗人那里学来这手法，以至把什么都染上虚假的彩，事实固然有许许多多细节，但是记忆里却不会有…尽如此，我还是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隐秘的原因。即使人们认为难以置信，我将写来。

我叙说的故事看来不真实，原因在于故事里混杂了两个不同的人的事情。第一章里，骑手想知底比斯城墙外的河叫什么名字；弗拉米尼奥·鲁福先前给那个城市加了一个"百"的形容词，说河名叫埃及；这些话都不像是自鲁福，而应自荷之，荷在《伊利亚特》里明确提到百之城底比斯，在《奥德赛》里借普罗特奥和尤利西斯之总是把尼罗河叫埃及河。第二章里，罗人喝永生之河的时，用希腊文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自荷笔下，在著名的船舶名单的结尾可以找到。随后，在那座叫人缭的殿里，鲁福谈到"近乎内疚的责怪"；这也是荷的话，他设计了那个可怕的场景。这些异常现象使我到不安，另一些属于学范畴，使我有可能披真实。最后一章可以看到；那上面说我参加了斯坦福桥战役，我在布拉克誊写了手辛德的航行，我在阿伯丁订购了蒲柏译的英文版《伊利亚特》。此外还有："我在比卡尼尔和波希米亚占星的行当。"这些自白一句不假；重要的是把它们突了。第一句似乎很适合一个军人的份，可是接着又说明讲故事的人不仅仅关心打仗，而更关心人们的命运。后面的话更奇特了。一个隐秘的基本原因使我不得不把它记载下来；我之所以这么，是因为我知它凄楚人。它自罗人弗拉米尼奥·鲁福并不凄楚。自荷之情况就不同了；稀罕的是荷在13世纪誊写另一个尤利西斯，也就是辛德的历险记，经过许多世纪之后，在一个北方王国看到用一不开化的文字写他的《伊利亚特》。至于那段以比卡尼尔名义说的话，显然是一个渴望卖辞藻的文人（正如船舶清单的作者）杜撰的。

接近尾声时，记忆中的形象已经消失；只剩下了语句。毫不奇怪，漫长的时间混淆了我一度听到的话和象征那个陪伴了我许多世纪的人的命运的话。我曾是荷；不久之后，我将像尤利西斯一样，谁也不是；不久之后，我将是众生：因为我将死去。

1950年后记：前文发表后引起一些评论，其中最奇怪但并非最谦和的是一篇用《圣经》典故题名为"百衣"的文章（曼彻斯特，1948年），自内厄姆·科尔多韦罗博士执拗无比之笔。文章有百余页。提到了希腊和下拉丁语系国家的诗文摘编，提到了借用内加的片断评价同时代作家的本·琼森，提到亚历山大·罗斯的《维吉尔福音》、乔治·莫尔和艾略特的虚假，最后还提到那篇"伪托古董商约瑟夫·卡塔菲勒斯叙说的故事"。他指第一章了普林尼的话（《自然史》第五章第八节）；第二章有托斯·德·昆西（《著作集》第三卷第四百三十九页）；第三章有笛卡特致比埃尔·夏努大使信里的话；第四章有萧伯纳（《回归梅杜拉》第五幕）。他据这些，或者剽窃，推论说整篇文章都是伪撰。

依我看，结论是不能接受的。卡塔菲勒斯写：接近尾声时，记忆中的形象已经消失；只剩下了语句。语句，被取代和支离破碎的语句，别人的语句，是时间和世纪留下的可怜的施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