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事事站着烟的人群中，我曾想像他们中的我看起来一定像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有为青年”为了这个缘故，我记得我会故意表现成“一个心不在焉、满脑沉而神圣思想的年轻人”过去那段计划军事政变的日，我们认真地梦想着未来能成为国家的舵手，我记得当年的我行为举止就像一个国青年，自己的同胞，以至于夜里辗转难眠，惟恐政变延宕而拖长了人民的痛苦。我回想起在我以前经常连的院里，我假装自己是个失恋的伤心人，不久前才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情，原因是女们通常都会特别照顾这类男人。行经警察局时（要是我没来得及察觉而赶走到对街），我会试着表现一个平凡好市民的模样。在家玩宾果时，我会装成好像玩得很开心，虽然我之所以去那里只是因为我没有勇气一个人过除夕夜。我记得，当我跟丽的女人聊天时，我会把自己隐藏起来，假装我是一个脑里只想着婚姻和责任的男人（假定那是她们想要的），要不然我就是一个成天忧国忧民没时间想儿女私情的人，或者是一个的狼，受够了这片土地上普遍缺乏的恤和同情，或者，俗气一来说，我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诗人。最后（是的，到了最后），我想起当我每两个月去一次理发师那里时，我都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演员，扮演着我所有份总和的一个角。

事实上，我去理发师那里是为了放松（当然，是另一位理发师，不是最开始来找我的那位）。然而，当理发师和我一起看着镜时，我们看见的，除了即将要剪掉的发外，是长着发的这颗、肩膀和躯。当下我觉到前镜里坐在椅上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别人。这颗被理发师捧在手里一边问“前面要剪多少？”的脑袋、支撑着脑袋的脖、肩膀以及躯，都不是我的，而是属于专栏作家耶拉先生。我与这个人毫无关联！事实如此明显，我以为理发师会注意到，但他却似乎没有察觉。不仅如此，仿佛要迫我接受我不是我而是“那个专栏作家”的事实，他问了我许多一般专栏作家会被问到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战争爆发，我们能够痛宰希腊吗？”“总理的老婆真的是个妇吗？”“蔬菜商必须为价上涨负责吗？”一不知从何而来的神秘力量阻止我亲自回答这些问题，反倒是镜里那位让我看得目瞪呆的专栏作家，以他一贯的卖架絮絮叨叨地替我回答了：“大家都希望和平。”或者“这么说吧，就算把某些人吊死了，价也不会下降。”

我厌恶这位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专栏作家，不懂装懂，还自以为了不起地承认应该要接受自己的不足与过人之。甚至我也厌恶这位理发师，他每问一个问题，就迫使我变得更像“专栏作家耶拉”…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我回忆着不愉快的过去时，我想起了另一位理发师，那位走新闻编辑室提奇怪问题的理发师。

夜半时分，我坐在这张让我恢复了自我的扶手椅里，双伸到矮凳上，倾听着勾起我不愉快回忆的旧旋律中的新愤怒，我告诉自己：“是的，理发师先生，人们不允许一个人自己。人们不让他这么。人们绝不准。”我用与旧旋律相同的节奏和愤怒说这句话，但这些字句却只让我陷我所渴望的更的宁静。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一秩序，在之前的专栏中我曾经提及，而我最忠实的读者也必然能悉。那是某意义，甚至我可以说是一“神秘的对称”存在于这整个故事里：通过某位理发师而回忆起另一位理发师造访报社的经过。它是一个象征，暗示着我的未来：经历了漫长的一天后，夜里，一个男人独自坐在他的扶手椅中，他自己，就好像一个旅行者，在经历了漫长而崎岖的旅程后，终于回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