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夜工作以付急订单的年轻姑娘们；从加拉塔桥望向埃于普的金角湾风光；在码上等顾客上门时凝望风景的“芝米”小贩；所有损坏、破旧、风光不再的一切；近秋时节由尔半岛和北欧、西欧飞往南方的鹳鸟，飞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尔拉海上诸岛时俯

瞰整个城市；国内足球赛后烟的人群，在我童年时代这些球赛始终以悲惨的失败告终。我所说的正是这一切。

看见“呼愁”并对表现在城市街、景、人民上的形态表达敬意，于是我们终于察觉到它：隆冬之晨，当光忽然照耀博斯普鲁斯海，微微的雾从海面升起时，你几乎摸得到沉的“呼愁”几乎看得见它像一层薄覆盖着居民与景观。

因此“呼愁”与伯顿所谓孤独个的忧伤之间有一大段形而上的距离；然而“呼愁”与列维—施特劳斯在《忧郁的带》里所描述的另一忧伤形式却很相近。列维—施特劳斯的带城市不太像位于北纬四十一度线、气候较温和、地势较熟悉、生活较不艰苦的伊斯坦布尔。但伊斯坦布尔人民脆弱的生命，他们对待彼此的方式以及他们受到的与西方各大重镇之间的距离，都让刚到的西方人不知如何了解伊斯坦布尔这一城市。由于不知如何是好，他们认为它有“神秘”因而将“呼愁”等同于列维—施特劳斯的“忧郁”“忧郁”不是某牵动孤独个的痛苦；“呼愁”和“忧郁”两者皆表明某集的觉、某氛围、某数百万人共有的文化。可是这两个词及其描述的觉并不完全相同，而我们若要指其差异，不能光是说伊斯坦布尔远比德里或圣保罗富有。（若去贫民区一窥，这些城市及其贫穷形态事实上相似得很。）差异在于伊斯坦布尔辉煌的历史和文明遗迹可见。无论维护得多么糟，无论多么备受忽视或遭丑陋的泥建筑包围，清真大寺与城内古迹以及帝国残留在街巷尾的破砖碎瓦——小拱门、泉以及街坊的小清真寺——都使住在其中的人为之心痛。

这些东西可不像在西方城市看见的大帝国遗迹，像历史博馆一样妥善保存，骄傲地展示。伊斯坦布尔人只是在废墟间继续过他们的生活。许多西方作家和旅人到这妙不可言。但对于比较的居民而言，这些废墟提醒人们前贫穷杂的城市甭想再创相同的财富、权力和文化峰。就像儿时见丽古老的木造房屋一栋栋焚毁，这些与四周的尘土泥合而为一、无人照的院落也同样无法让人引以为傲。

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瑞士旅行时，尝试领会日内瓦人对自己城市的过度自豪。“他们甚至凝视最简单的件，像是路灯杆，仿佛这些灯杆是世界上最最好的东西。”这位仇恨西方的国狂在一封信中写。日内瓦人相当以他们的历史名城为荣，甚至在被问到哪条路最容易走时会这么说:“顺着这条街直走，先生，经过那座典雅华丽的青铜泉时…”假使伊斯坦布尔的居民也这么，他可能会跟著名作家拉西姆的故事《贝迪亚与丽的艾丽尼》中那样给人指路:“路过易卜拉欣帕夏的哈曼（公共澡堂），再往前走。在你右手边，隔着你刚刚经过的旧址（哈曼）眺望过去，会看见一间破房。”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人对外地人在这些悲街惨巷看见的一切到不安。

足够自信的居民或许更喜用城里的杂货店和咖啡馆地标，如今已成惯例，因为这些东西被视为现代伊斯坦布尔的瑰宝。但若想快速逃开废墟的“呼愁”便得对一切历史古迹视而不见，对建筑的名称或其建筑特征不予理睬。对许多伊斯坦布尔居民而言，贫穷和无知在这方面很适合他们。历史成为没有意义的词汇，他们把城墙的石块拿来加到现代材料中，兴建新的建筑，或以泥翻修老建筑。但“呼愁”并不放过他们：由于忽略过去并与之断绝关系，卑鄙而虚空的努力使他们的“呼愁”更烈。“呼愁”源自他们对失去的一切受的痛苦，但也迫使他们创造新的不幸和新的方式以表达他们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