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宦贾之事。”有癖之人，哪怕有的是怪癖恶癖，终归还保留着一自己的真兴趣真情，比起那班名利俗来更是一个活人。当然，所谓癖是真正着迷，全心全意，死活不顾。譬如尔扎克小说里的于洛男爵，女到财产名誉地位命都可以不要，到来穷困潦倒，却依然心满意足，这才称好，那些只揩油不肯作半牺牲的偷香窃玉之辈是不够格的。

四

一面彻悟人生的实质，一面满怀生命的情，两者的结合形成了袁中郎的人生观。他自己把这人生观与儒家的谐世、家的玩世、佛家的世并列为四，称作适世。若加比较，儒家是完全世，佛家是完全世，中郎的适世似与家的玩世相接近，都在世世之间。区别在于，玩世是世者的世法，怀着生命的忧患意识逍遥世外，适世是世者的世法，怀着大化的超脱心境享受人生。用中郎自己的话说，他是想学“凡间仙，世中佛，无律度的孔”

明末知识分学佛参禅成风，中郎是不以为然的。他“自知重”“则为湖，则为诗，遇佳友则为谈”舍不得人生如许乐趣，绝不肯世。况且人只要生命犹存，真正世是不可能的。佛祖和达舍太位家，中郎认为是没有参透生死之理的表现。他批评：“当时便在家何妨，何必掉不顾，为此偏枯不可训之事？似亦不圆之甚矣。”人活世上，如空中鸟迹，去留两可，无须拘泥区区行藏的所在。若说家是为了离生死，你总还带着这个血之躯，仍是不生死之网。若说已经看破生死，那就不必家，在网中即可作自由跃。死是每人生哲学不可回避的本问题。中郎认为，儒释三家，至少就其门徒的行为看，对死都不甚了悟。儒生“以立言为不死，是故著书垂训”士“以留形为不死，是故锻金炼气”释“以寂灭为不死，是故耽心禅观”他们都企求某方式的不死。而事实上“茫茫众生，谁不有死，堕地之时，死案已立。”不死是不可能的。

那么，依中郎之见，如何才算了悟生死呢？说来也简单，就是要正视生之必死的事实，放下不死的幻想。他比较赞赏孔的话：“朝闻，夕死可矣。”一个人只要明白了人生的理，好好地活过一场，也就死而无憾了。既然死是必然的，何时死，缘何死，便完全不必在意。他曾患呕血之病，担心必死，便给自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人在家里藏一笔钱，怕贼偷走，整日提心吊胆，频频查看。有一天携带着远行，回来发现，钱已不知丢失在途中何了。自己总担心死于呕血，而其实迟早要生个什么病死去，岂不和此人一样可笑？这么一想，就宽心了。

总之，依照自己的真情痛快地活，又抱着宿命的态度坦然地死，这大约便是中郎的生死观。

未免太简单了一些！然而，还能怎么样呢？我自己不是一直试图对死行思考，而结论也仅是除了平静接受，别无更好的法？许多文人，对于人生问题作过无穷的探讨，研究过各复杂的理论，在兜了偌大圈以后，往往回到一些十分平易质实的理上。对于这些理，许多文化不的村民野夫早已了然于。不过，倘真能这样，也许就对了。罗近溪说：“圣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中郎赞“此语抉圣学之髓”实不为过誉。我们都是有生有死的常人，倘若我们肯安心这样的常人，顺乎天之自然，坦然于生死，我们也就算得上是圣人了。只怕这个境界并不容易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