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希腊人迫害起哲学家来，其凶狠决不在别的民族之下。雅典人不仅死了本仅有的两位哲学家之一，伟大的苏格拉底，而且先后判来自外的阿那克萨戈拉和亚里士多德死刑，迫使他们逃亡，又将普罗塔戈拉驱逐境，焚毁其全著作。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四十余名弟，除二人侥幸逃脱外，全被克罗托内城的市民捕杀。赫拉克利特则差不多是饿死在非斯郊外的荒山中的。

希腊人真正崇拜的并非神上的智者，而是上的者——运动员。四年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优胜者不但可获许多奖金，而且名满全希腊，乃至当时希腊历史纪年也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克诺芬尼目睹此情此景，不禁提抗议：“这当然是一毫无据的习俗，重视力过于重视可贵的智慧，乃是一件不公的事情。”这位哲学家平生遭母放逐，世对照，自然慨系之。仅次于运动员，尽风的是戏剧演员，人们给竞赛获奖者上象牙冠冕，甚至为之建造纪念碑。希腊人实在是一个娱乐远胜于智慧的民族。然而，就人大多数言，哪个民族不是如此？古今中外，老百姓崇拜的都是球星、歌星、影星之类，哲学家则难免要坐冷板凳。对此不可评其对错，只能说人类天如此，从生命本能的立场看，也许倒是正常的。

令人思的是，希腊哲学家之受迫害，往往发生在民主派执政期间，通过投票作判决，且罪名一律是不敬神。哲人之为哲人，就在于他们对形而上学问题有独立的思考，而他们思考的结果却要让从不思考这类问题的民众来表决，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民主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哲学家却总是少数，确切地说，总是天地间独此一人，所需要的恰恰是不服从多数也无需多数来服从他的独立思考的权利，这是一超越于民主和专制之政治范畴的神自由。对于哲学家来说，不存在最好的制度，只存在最好的机遇，即一权力对他的哲学活动不加预，至于这权力是王权还是民权好像并不重要。

在古希腊，至少有两位执政者是很尊重哲学家的。一位是雅典民主制的缔造者伯里克利，据说他对阿那克萨戈拉怀有“不寻常的崇敬和仰慕”执弟礼甚勤。另一位是威震欧亚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少年时师事亚里士多德，登基后仍尽力支持其学术研究，并写信表示：“我宁愿在优的学问方面胜过他人，而不愿在权力统治方面胜过他人。”当然，事实是他在权力方面空前地胜过了他人。不过，他的确是一个智慧的君主。更为脍炙人的是他在科林斯与第欧尼邂逅的故事。当时第欧尼正躺着晒太，大帝说：“朕即亚历山大。”哲人答：“我是狗崽第欧尼。”问：“我能为你效什么劳？”答：“不要挡住我的太。”大帝当即叹：“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便愿意我是第欧尼。”

如果说阿那克萨戈拉和亚里士多德有幸成为王者师，那么，还有若哲学家则颇得女人的青睐。首创女校和沙龙的阿斯帕西娅是西方自由女的先驱，极有才。据说她曾与苏格拉底同居并授以雄辩术，后来则成了伯里克利的伴侣。一代名拉依斯，各城如争荷一样争为其生地，价极，但她却甘愿无偿惠顾第欧尼。另一位名弗里妮，平时隐居在家，门遮上面纱，轻易不让人睹其非凡貌，却因倾心于柏拉图派哲学家克诺克拉特之清名，竟主动到他家求宿。伊鸠鲁的情妇兼学生李昂馨，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在当时的雅典，这些风尘女是妇女中最有文化和情趣的佼佼者，见识远在一般市民之上，遂能慧识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