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最独特的自我对于绝对抱着最烈的憧憬，没有比这渴望更折磨人的了。然而，似乎作为一补偿，正是这渴望驱使天才从事创造，在创造中品尝到了自我与绝对相合的欣。创造的欣是生命最的乐，是一形而上的乐。在天才上，自我与绝对之间的对立发展到了极，终于又奇迹般地达到统一。所以，天才的作品既有最独特的个，又有永恒的魅力。

生命与贪生怕死不可同日而语。一个真正生命并且对于生命的苦恼有着切验的人，反而会升到一超凡化的境界。

既然个人的生命迟早要失去，你就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你要站在你自己的生命之上，屋建瓴地俯视它，把它当作你的一次艺术创造试验，这样你反而能真正地验它，享受它，尽你所能地使它过得有意义。生命的伟大不在于活得长久，而在于活得有气魄。战胜生命的苦恼的途径既不是宗教的解脱，也不是长寿的诀窍，而是文化和艺术的创造。

如果说尼采的酒神神的发是肯定生命连同它所包的苦恼，那么，其归宿便是以创造的欣来战胜生命的苦恼。他说：“创造是痛苦的大救济和生命的藉。但是要一个创造者，痛苦和许多变故又是不可缺少的。唯一的幸福在于创造。”尼采把整个宇宙生生不息的生成变化过程看作大自然本的创造活动，在这过程中，大自然一会儿创造个生命，一会儿又把它毁灭掉。但是，大自然并不因个生命的毁灭而悲哀，它的生命力太旺盛了，只从这无休止的创造和毁坏中得到快乐。在尼采看来，这就是宇宙本即生命意志本的酒神冲动。倘若我们秉承大自然的酒神冲动，不去介意个生命的毁灭，而只是从创造中会大自然本的创造欣，我们便在一定意义上战胜了生命的苦恼，达到了自我与绝对的合。

三

尼采是个诗人气质的哲学家，或者说是个哲人气质的艺术家。他生前忍受不了刻板的学院生涯，辞去教职，孤独地飘泊在南欧的群山之中。“他的伴侣是一一绵亘的原和弯曲的峡谷。”在飘泊中，他写下了两百多首诗歌和无数隽永的警句格言。这个世纪末的飘泊者又自命是“新世纪的早生儿”他被他的时代所放逐，独自伫立在无人攀登的山颠眺望远方，眺望他心目中的新世纪，他相信他在新世纪将被人理解和接受。

然而，正是在新世纪到来之后，尼采一度遭到了最惊人的误解。也许，本世纪前半叶的欧洲是过于政治化了，两次世界大战，激烈的政治变动，阶级斗争，政权替，使得人们习惯于以政治的光去理解一切。倘若没有这个背景，尼采妹妹的曲解，纳粹文人的利用，都不可能造成如此长久和普遍的对尼采的误解。

毫无疑问，阶级社会即是政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他的政治见解必定会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反映来。但是，哲学与政治毕竟属于不同的层次。哲学面对永恒，政治则面对一时一地的阶级利益和党派利益。尤其是尼采这样一个有烈非政治倾向的哲学家，长期以来被涂抹上最烈的政治彩，结果只能是面目全非了。尼采自称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他之厌恶政治是因为在他看来，政治与文化是势不两立的。他写：“任何人的费归到底不能超过他所拥有的，个人如此，民族也如此。一个人把自己费在权力、政治、经济、世界贸易、议会、军事利益上，一个人向这些方面付了理解、认真、意志、自我超越的能量(他就是这能量)，那么在其他方面就必有短缺。文化和国家——在这一上不要欺骗自己——是敌对的：‘文化国家’纯属现代观念。两者互相分离，靠牺牲对方而生长。一切伟大的文化时代都是政治颓败的时代：在文化意义上伟大的事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尼采全集》第8卷第111页)

我在这里所以要大段摘引尼采的话，是为了说明，正确理解尼采的关键是不要忘记，尼采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尼采要解决的是存在问题，即生命的意义问题，而“每一相信存在的问题可以由一个政治事件来改变或解决的哲学，都是一开玩笑的假哲学”——这恰恰是尼采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