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面积大，呈正方形。屋前的那棵栗树使房间变得昏暗，也使它变大或变小。我把箱和鼓放在门，拿着迁居申报表走近蔡德勒，他正站在两扇窗之间。奥斯卡听不到他走路的脚步声——这一我以后还要补叙，他是踩着四块地毯走过去的，地毯一块比一块小，一块压着另一块的边，地毯边颜不同，有的有苏有的没有，构成了五彩的台阶。最低一级棕里带淡红，从墙开始铺开去。第二级是绿的，大多数面积被家所占，如沉重的碗橱，放满几十只利酒杯的玻璃柜，还有夫妻的大双人床。第三条地毯，蓝，有图案，从一角铺到另一角。第四条是红的维罗呢地毯，它的任务是承受一张蒙上蜡布保护桌面的圆形可伸缩餐桌，以及四把用间距有规则的金属铆钉铆住的面椅。

还有许多地毯，原非毯，却挂在墙上，或者被卷起来，懒洋洋地躺在墙下。奥斯卡推测，刺猬在币制改革以前的是地毯易，币制改革以后，他的地毯就没有销路了。

开窗的墙上，在两块东方风味的小地毯之间，挂着一个镶玻璃的镜框，里面是一幅俾斯麦侯爵的肖像。这是房间里唯一的一幅画。刺猬满满登登地坐在这位宰相下方的一把面因手椅里，看上去有像俾斯麦的亲属。他从我手里接过迁居申报表，警觉地、求疵地却又不耐烦地细看这份官方印制的表格的正反两面。他的妻随问了一句是不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不料惹得他大发雷霆，使他越来越像那位铁血宰相了。圈手椅一把他吐了来。他站在四条地毯上，把表格举在一侧，用空气填满他的和背心，接着一跃踩到第一条和第二条地毯上，把下面的一番话倾倒在正低针线活的他的太太上：谁在这里讲话我又没有问到他谁都不准讲除了我我我！不许再声！

蔡德勒太太顺从地控制住自己，不再声，埋针线活。这样一来，踩在地毯上的刺猬就束手无策了，但他仍要人相信他这一通发作必须有回响，随后渐渐消失。他一步跨到玻璃柜前，打开柜，得它丁当直响，小心翼翼地叉开手指夹起八个利酒杯，又小心翼翼地把夹满玻璃杯的手从柜里退来而不致碰坏那些杯，像一个有七位客人的东主，要亲自一番手脚灵巧的表演供来宾消遣。他一小步一小步地朝绿瓷砖连续燃烧炉走去，突然忘掉了自己应当谨慎小心，把手里那些一碰就碎的货朝冰冷的铸铁炉门扔去。

这个场面要求蔡德勒必须准确地扔中目标才行。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镜后面的睛却看着他的太太。而她呢？已经站起来，站到右窗下朝针里穿线。他砸碎玻璃杯后一秒钟，他的太太把线穿了针，这可需要双手保持平稳，是件难的事呀！蔡德勒太太回到还和的圈手椅前，坐下来，裙又缩上去，三指宽的粉红内。刺猬探着，急促地息着然而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他的太太朝窗走去，接着穿针，随后走回去。她刚坐下，他就伸手到炉背后，拿一个铁簸箕和一把扫帚，扫拢玻璃碎片，把簸箕里的这些垃圾倒在一张报纸上，报纸的一半已经被利酒杯碎片所占据，再没有地位来盛放第三次动怒后的碎片了。

假如读者认为，奥斯卡在扔碎玻璃的刺猬上看到了他自己，看到了曾在多年间唱碎玻璃的奥斯卡，我不能说诸君毫无理。我当初也把一肚怒火化作玻璃碎片，不过，谁也不曾见到我事后又起铁簸箕和扫帚！

蔡德勒清除掉他的怒火的遗痕之后，又坐到圈手椅上去。奥斯卡再次把刺猬两手伸玻璃柜去时落在地上的迁居申报表递给他。

蔡德勒在表格上签了名，并且让我明白，在他的寓所里必须保持秩序，各人想什么就什么是不行的。他说，十五年来他一直是代销商，理发推代销商，他问我知不知什么是理发推！

奥斯卡自然知什么是理发推，他在房间的空气里了几个动作来说明，让蔡德勒看我正在作理发推。他的大胡修剪得很不错，让人看他是个很不错的代销商。他又告诉我他的工作日程：门一周后在家待两天，永远如此。随后，他便失去了对奥斯卡的兴趣，像刺猬似的坐在浅棕的圈手椅里吱吱响地前后摇着，镜镜片一闪一闪，不知是有还是没有缘故地说着：行行行行行。我该走了。

奥斯卡先向蔡德勒太太告辞。她的手冰冷，没有骨，但又是的。刺猬在圈手椅里挥手，挥手让我朝门走去，那里放着奥斯卡的行李。我两手已经拎起我的家当，他的声音又传来了：“您箱挂着的是什么玩意儿？”

“我的铁鼓。”

“那么您要在这里敲鼓吗？”

“不一定。从前我经常敲。”

“我看您可以敲，反正我不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