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熟悉和比较亲近的人？用你是为了去事，他不了解你，怎么敢放手让你去事？你不亲近他，他怎么放心让你去替他事？举贤不避亲，古已有之嘛。’

“听我说了这一大段话以后，劳爷呆在那儿，坐了好大一会儿，才低声地问：‘那么，照你这么说，顾代省长在陶里时期，十全十了？可我听到的反映不是这样。’

“我问：‘你还听到啥反映了？是不是说饶上都私下里给他送了两别墅？一在北京，一在上海。在上海的那，说是了一百多万元，还是三十年代英国人建的园别墅。光装修就了二百来万人民币。有鼻有，说得跟真的似的。拉xx倒吧！你也不想想，像饶上都那样老练圆的商人，他真要给领导送个啥，能闹腾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反过来，你也可以这样的推断，凡是闹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的，一准是文学，民间创造，臆想的成分不会少。倒是不少人对他后期行政预，愣让银行贷给饶上都五个亿，开发那个档别墅区，又基本上没卖去多少。让银行背上了个大包袱，有意见。但这样的事情，在现阶段很难避免。真的很难避免。这样的失误绝对也不止现在顾立源一个人上，也不是顾立源个人的人品问题，更不是他思想境界的问题。如果真要像香港那样实行官问责制，真去严格追究这失误的个人责任，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就要倒一大批人，而且是从上到下、各省各地都要倒一大批人，就有可能引发一场政治大地震。实事求是地说，把责任完全归结到这些官个人上，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因为，问题的源并不在个人上。这里有一个大环境的问题，有一个制的问题…’

“‘但是，许多陶里的老人都告诉我，顾立源在当市长前，不是这样的。原先他也聪明能，但也许是因为受父亲和家的影响，啥都还比较小心谨慎，还知这世界上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后来…后来，整个儿就不对了，当了市长，尤其是他任市委书记以后，一直到调任副省长以前，变化特别大，简直就跟换，个人似的，简直…简直…怎么说好呢？用他们的原话说，这世界上好像整个儿…整个儿就没他不可能的事了。这个反映准确不？’劳爷郑重地问。

“我当时是这样回答他的：‘我还是要劝告你，不要把这问题简单化了。非黑即白，非白即黑.都是不对的。’

“‘那么请你教教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才不至于简单化了？，劳爷认真地问：

“我忙摆摆手答：‘别说什么教教啊：咱俩谁教谁啊？你要这么说，我可就无地自容了。但我觉得要是能分这样三个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也许就会客观一些，公正一些。一，在这个阶段，我们这位顾代省长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请你注意群众反映中提及的一个限制前提，他们说一直到调任副省长以前——也就是说，不少人都注意到，当他调到省里当副省长以后，情况又有好转，甚至是极大的好转：这一是绝对不应该疏忽的。三，如果说他在担任陶里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确有所变化，甚至我们也承认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也承认因为这些变化，他在决策的推行过程中，酿成了某些失误=他本人固然要为这些失误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就像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的那样，实事求是地说，把责任完全推给这些官个人.也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我这么说，绝不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担任着一定的领导工作…’

“‘你的意思，应该让谁来承担责任？社会？制？这是不是太虚了？让纪检和司法门怎么去追究社会和制的责任，可能吗？’劳爷立即打断我的话.迟疑地反问。

“‘当然不应该很虚化地让什么社会和制来承担责任。’

“‘那让谁来为颐立源他们承担责任？’

“‘你…’

“‘我？让我来为他们承担责任？’

“‘还有我。’

“‘你？怎么又扯上你了？’

“‘是我们。我们这些下、助手。普通工作人员，甚至普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