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祸”和“银行保险柜被炸”等案的工作中，两都不会耽误。但没想事情并没有预想的这么简单。首先是邵长对这个任务理解得不那么刻，接受得有被动。这倒没成为什么大的妨碍。因为邵长毕竟是个组织和纪律都比较的同志，认识虽有不一致，但行动中，还是决执行，照办不误的。问题反而在名单中的那十多个人上。这些人完全不像劳爷在“密件”中写的那样，是能积极合的。他们承认自己跟劳爷相识相知相已久，承认自己是劳爷的亲密朋友。他们都钦佩劳爷的为人，不否认在自己生活的某一阶段得到过劳爷大的帮助和启迪，对劳爷的死都到震惊和悲愤，慨悲壮之情无不溢于言表。但是…只要一提到劳爷在陶里的“秘密调查”再提到“劳爷的死因”提到“那起车祸”他们又恍惚了，畏缩了，迟疑了，或慌张，或沉默，或无奈，或推托，或王顾左右而言他，或金蝉脱壳而。无论男女，到了这关键时刻，忽然间都变得不是他们原来的那个自己了，场面上无一例外地都会现短暂的尴尬气氛；然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毫不迟疑地都会说：“不知。啥秘密调查？不知。劳爷都辞职了，还调查谁？就算他调查谁，也不会跟我们说呀。要跟我们说了，那还算啥‘秘密调查’？”

如果他们本就跟劳爷的调查不沾边，劳爷在名单里为什么要特特儿地提到他们？为什么还要恳请组织今后对这些人加以特别的保护？

劳东林这小真的是变得玩世不恭了，临死前在给组织上开一个“最后的玩笑”？

赵五六不信。

邵长也不信。

他们认真分析了这十来天的情况.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突破，那就是这十来个人谈到最后.都把事情推到了两个人上，也就是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劝说”邵长去找找这两个人。其中一位叫齐德培，就是住在领事馆西路的那位本堂神父。另一位就是今天邵长要找的寿泰求。

自从那天很偶然地在领事馆路西那个院里发现了曹楠的影以后，邵长凭直觉认定.这位神父在本案中一定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发挥过非常特殊的作用=这作用，不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他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家伙”但邵长决定把他放到最后去接：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神父还牵涉了另一个人：曹楠：而这个曹楠又牵涉到了一个人：李分。他需要拿到更多的情况后，再去攻这几个“儿”…

至于那个“寿泰求”并不在劳爷提供的那份名单上。邵长从来也没听说过这个人.所以.临行前还向赵总队了专门的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