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放心，一个电话能打两三个小时…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听会呢？她知，他只是不想见上边的某些人。他对他们有意见，有看法。有意见，有看法，也没什么嘛。现在上下级之间有谁是完全和谐、完全一致、完全协调的？不和谐，不一致，不协调就不能在一块堆儿开个会了？当，最起码的素质就得学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嘛。但小哈知，这个福海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而且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心里有什么，他就要表现在脸上。这个为冈古拉人所特有“臭病”正是哈采英最替他担心的。如果说，这就是那些人所说的福海的“不正常”之，那么，她比谁都早地觉到了他的这个“不正常”而且一直也为这一担着心。要知，冈古拉有两个“基民兵值班连”都备有武。一个是机炮连，备了六门能打坦克的三七炮，还备了六老式的克西姆冷式重机枪；另一个武装连虽说是一般的步兵连，也都有步、机枪。这些武说起来都是二战时期的老家伙，但使用起来威力仍然大。比如步兵连备的那七六二径的苏式步枪，在六七百米开外，仍能穿解放牌卡车的钢质箍。这些武弹药平时都存放在场的武库里，但是，这“场的武库”却直接归福海。只要他下令，是完全可以打开这些武库的大门?的…?

想到这里，小哈的心常常不禁皱缩到了一块，并且还会怦怦地快速动起来。

但是，事实证明，哈采英过虑了。在得知我跟他玩“卑劣”的“掉包计”以后，福海并没有像她预料的那样暴如雷，虽然脑里也闪过一丝要好好地收拾我一下的念，但在呆想了一阵以后，他的惟一的行动，只是让桂把我尽快叫到他家。

等我赶到他家，他已经把晚饭吃完了。桂也到了。我俩在家的过里相遇。她气咻咻地压低了声音问我：“您没在学校吧？我找了好大一圈儿…听说您去我家了？有事吗？”我忙低声告诉她：“没啥事。就是想去看看你。”她一愣，似乎有些不太相信，我会只为了“看看她”而特地上她家去找她。而后，她问福海：“还要我找啥人吗？要没啥事的话，我就回家去了。”福海没留她。待她走后，福海也没上就追问“掉包”的事；一般地问了问学校的近况，这才婉转地问：“听说，你在那份报告里还夹了我没看到过的一些内容？”当时一下我就蒙了，整个人都好像掉了冰窟窿里，脸上却火烧火燎地红胀起来。脑嗡嗡作响，同时又飞快地旋转起来，作各各样的推断，寻找各各样可以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并且又急速地猜测，到底是上哪位领导那么不顾大局地向福海透了我这份报告的内容，把我推到了“绝境”猜来猜去，惟独没往哈采英上猜…

我只是想到，这一回，福海绝对不会放过我了。我所有的关系（组织关系，证明我是个共产党员；行政关系，证明我是行政二十五级；粮油关系，证明每月我可以从国库里得到二十八市斤的粮供应；还有工资介绍信，等等等等，）都已经转到了冈古拉。整个人都在他手心里攥着。掐着。卡着。他收拾我的办法多得很。最简单的一招，就是免了我校长的职，把我放到某个生产连队（甚至都不必宣布免职，就这样不死不活地把我长期“挂”起），放到某个积组，起圈，垫圈；或者给我一个爬犁（是人拉爬犁，而不是拉爬犁），天天去二十公里以外的南山牧场，往回拉羊粪。夏后，再把我放到某个浇班。天天上夜班，喂蚊，在漫的大地里扑腾…他可以不说明任何理由地让我这样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即便要说明理由，也很简单：“工作需要”或者再堂皇一：“革命工作需要。”在那个时候，谁能反对“革命工作的需要”？而且为了狠狠地惩罚我，今后不谁下令来调我，他都可以不放。让我一辈这么窝死在冈古拉。只要他愿意这么，下决心这么，他完全可以办得到。

“我…我这个…那个…”我顿时燥起来，一时间，糊糊地都说不清楚话了，既不知自己嘟嘟哝哝地在说些什么，更不知自己还能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