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則如王猛、崔浩、允。王猛同化了符堅，崔浩與允同化了拓跋魏。亦因符堅與拓跋魏的軍隊裏參加有中國之民，所以他們不是孤立。劉淵到了劉曜，石勒到了石虎，兵敗即完，苻堅以百萬之眾也是其敗即完，此是軍中大半以上是中國之民，一旦被中國之民所棄絕之故。

王猛教苻堅掃蕩其他胡族，崔浩教拓跋魏只兵討平外，皆是為將來隋唐的統一華夏清塵除，如云為王前驅。王猛與崔浩允是結合了黃老與儒，尤其允為文明皇太后與孝文帝行均田制，勸耕桑，立學校。當時的人們，是從五胡亂華的大殺戳大破壞，所謂天地不仁中打鑄來了大的意志力，更從均田制與耕桑及學校再建了人世之信，如此纔開得隨來的隋唐時代的。

回想起來，從東漢儒與黃老分離，晉又清談老莊而輕儒，至王猛崔浩允纔是黃老合于儒了。自晉朝缺乏統率時代的大意志力，直至拓魏始又再建立得此大意志力，其間時勢的經過，也真是使人辛酸與歡喜的。

孔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宜。”歐洲的蠻族侵，陷黑暗時期中，倘無基督教的信神，人真不想要活了。而中國人的信卻不靠宗教，而是靠集義而生的浩然之氣。這是孟說的，集義是的事有了成績。最大的信是面對大自然，見著神了，如果我們所的事是對應大自然，通于神明的，就是義，集義是多幾件。新石時代發明了數學、音樂、天文學、輪、槓桿、轆轤、理學、文字，這就保證了文明的歷史遂行的自信，因為這些發明是對應大自然，通于神明的，是孟的所謂集義。我們今日在的事，譬如過平常的一天，寫的隨意的一篇小說或散文，也是個發明，如孫先生說的是革命的。用宗教的語法是可神的見證的，這樣的事多幾樁，自信就增加了。

信神是絕對的，而自信則是成長的，孟稱為養浩然之氣。大自然的意志同時亦是息，養氣亦就是養志，志是集義的信來養。

這信亦是培養時代的意志力的。五胡亂華二百年中，華夏之民是怎樣又建立了時代的意志力的呢？這問題正也是今時我們的問題。

顏氏家訓中，言彼時不但被五胡淪陷的北方，連南朝的年輕弟也行彈琵琶，學鮮卑語，看華夏的傳統文明要掃地以盡了，焉知下去卻開了隋唐，是華夏文明的新生。原來彼時也不必看得這樣悲觀。依現在的例，青年學生彈吉他、唱英文歌、外國土風舞，然而依朱天文朱天心文章裏所寫的看來，他們竟也還是中國的兒女。這些女孩、男孩可被寫成“擊壤歌”的好文章，這就是有可被敬重的了。便如大陸的人民與中共，也是可被張愛玲與陳若曦寫成好文章。可以相信今是在中國文明的同化與新生中，像一朵，等到將來一陣好風就會忽然開滿的，像五胡亂華期間華夏文明的同化與新生，忽然一陣好風就開隋唐了。這裏的消息惟有文學最知得，也最說明得。此所以文學必是革命的，依孫先生的話，沒有革命即沒有文學。

五胡亂華，中國並不陷黑暗時期，此是漢民族的真本領。劉曜陷洛陽，據懷愍二帝，使之青衣行酒，世上已無何尚是至尊至貴。其焚殺戮，人十損其七，大難臨頭，家人骨豈顧生離死別，除驚駭與苦痛之外，人間尚有何是情？城闕市廛皆成瓦礫白地，田野荒為茂草，往往百里不見人煙，古來尚有何是堅牢的？中國人是悟得了天地成毀之理，知易經說的神無方，則知老說的天地不仁。

五胡亂華時佛教方盛，而中國人僅取其太上去愛，因為至親則單單存在就是一切；而不取佛教的無常苦空之說。對佛教說的救苦難亦淡然，因為天與求救有點不對稱。當時的僧南有慧遠，北有僧肇，皆宁是以知為法悅，可說不是宗教的。

中國人是不假宗教，而悟得了大自然，與神同在，與神一樣的無方，大難不死，即刻又跌宕活潑，所以北魏的均田與江南的新耕桑會復興得這樣快，佛教則只當是一陣風醒了大家，一時紛紛都想來閑創作，如敦煌的佛刻與畫，洛陽的伽藍與南朝的寺。他們拜佛也只是極認真的閑情。大家又都來舞西域的舞樂，尤其北朝比南朝更氣象大，如北魏碑銘與崔的書法，創造最是豐富的。彼時的中國人同化胡人，是在這樣集義中養浩然之氣，漸漸養統攝時代的大意志力了。

彼時的文學尚未即顯有統攝時代的大意志力，要到后來隋唐統一了天下，初唐的陳昂與李白這一代的文學，纔顯了來。李白因此說六朝的文學綺麗不足珍。但李白與杜甫又都喜歡六朝文學的清新，那就是可珍貴的了。若像歐洲的因蠻族侵而落黑暗時代，是不能有清新二字的。

想像昔人當年，要當它是我三生石上事。譬如讀庾信的文章，即好像我自己是與庾信生在同時之人，而又好像庾信是生在今天的。我臨寫魏碑亦是如此。嵩靈廟傳是崔浩書，每臨寫時總會使我想起拓跋魏時，崔浩、允、文明皇后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