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也待不来。我不知谁是"特务"。他们就骂我死，等着我的只有"死路一条"。给我最大刺激就是没多久一次枪毙人的万人大会了。

这天，"中央首长"召开万人大会，说要枪毙一批人。记得有一个是医生，是基地的外科大夫，他给一个解放军手术时动坏了，平时最多算个医疗事故，可当时却是不得了的大事。他资产阶级，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石，这叫阶级报复呀！有血债，要枪毙。还有个大学生，工资低，这人思想素质差些，发牢说怪话，说："再不给我提工资，我就把雷炸了。"给人揭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特务，要搞破坏。虽然只是背地一句怪话，也不可能去，但这怪话在当时都很难来的，立刻成了罪行最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枪毙！

这天会场四周架起机枪，恐怖之极，群众都很张，因为说群众中还隐藏不少特务，有许多特嫌分，谁知谁会被拉枪毙。我想多半我今天真是"死路一条"了。我至今不敢想当时的觉，也很难清晰描述那觉，大概由于面临死亡，大脑一片混。只听会上一个个宣布罪行，执行枪决，我仿佛只等着他们叫喊我的名字了。那个外科医生，说怪话的大学生，都绘拉到万人大会不远的地方当场枪毙了。枪声听得很清楚，没有到我…枪声过后，他们围起我来，对我说："听见枪声了吗？"我说："听见了。"他们说："再不老实，第二天就是你！"跟着就对我展开一场声势洁大猛烈的批斗。

虽然他们没有枪毙我，但这件事给我很的创痛。我这人活着，可是我心中很多东西被击碎了。弹从我的命运旁侧过，我不可能不思考我以前从来没有思过的问题。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这里依然在大恐怖中，还在抓特务，又抓"五一六"。有人逃亡，想到北京上告，但周围的草原是没边的，逃到哪里去？他们开车四追捕，抓回来就要死去活来地打。有一个复员军人给打得忍无可忍，起铲拼了，当然拼掉的只是他自己。特务愈抓愈多，我就不那么重了。新抓的总是一时的重，总更有搞。没事时，我就用脑想想技术问题，这时事业已经一片渺茫，但一有时间，脑就在自己兴趣的技术里转一转，这也许是知识分的一习惯，一惯，也许潜意识里我对事业还没有完全死心。此外，我惦记的唯有人，她在哪儿，什么，我一也不知她的情况。我想到她在担心我，那才是难过极了。后来，基地搬家，就被押上一节运煤的货车上，和别的"特务"一起运到山沟里。在那与世隔绝的地方，继续过了一段挨整的日。

直到林彪事件来后，糊里糊涂就没事了。我回到北京，家里人都奇怪，怎么这样就回来了？互相望望，恍如隔世。惊讶失措之后，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说。以后北京的一个科研门调我，我答应了。从此我就和遥远的基地，和那些酸甜苦辣的生活，那些光荣与苦痛的日全都告别了。别以为我是因为太伤心、太失望才离开那里的。那里给我的，并非太少而是太多。我多么想回到当年为国家轰轰烈烈于一番的那岁月里去。但如今那岁月的一切都巳过去，它只保留在我的记亿里了。我珍惜，也惋惜它。我只能说——如果世界上还有比原于弹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想为国家事，大概是每个中国知识分的愿望，但因事而遭难，便是中国知识分都受到的不幸。可是，背着这痛苦，仍然想事，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优呢？现在有人说这是我们的最宝贵之，也有人说是我们的最可悲之。哪个说法更对？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你是作家，大概能作正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