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情，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忘记的。在发劳动之前，我们必须到树上悬挂的黑板下，抄录今天要背诵的“最指示”这指示往往相当长。每一个“罪犯”今天不是什么活，到哪里去活，都必须背得瓜烂熟。任何监改人员，不在什么场合，都可能让你背诵。倘若背错一个字，轻则一个耳光，重则更严厉的惩罚。现在，如果我们被叫到办公室去，先喊一声：“报告！”然后垂首肃立。监改人员提一段语录的第一句，你必须接下去把整段背完。倘若背错一个字，则惩罚如上。有一位地球理老教授，由于年纪实在太老了，而且脑袋里除了数学公式之外，似乎什么东西也挤不去。连据说有无限威力的“最指示”也不例外。我经常看到他被打得鼻青脸，双下鼓起两个泡。我颇有兔死狐悲之。

背语录有什么用呢？也许有人认为，我们这些“罪犯”都是岗岩的脑袋瓜，用平常的办法来改造，几乎是不可能的。“革命家”于是就借用了耶稣教查经的办法，据说神力无穷。但是，我很惭愧，我实在没有觉来。我有自己的解释，这解释仍然是我发明创造的“折磨论”我一直到今天还认为，这是惟一合理的解释。监改人员自己也不相信“最指示”会有这样的威力，他们自己也并背不熟几条语录。连向“罪犯”提时，也往往现错误。有时候他提了一个，我接着背下去，由于神经张，也曾背错过一两个字；但监改人员并没有发现。我此时还没有愚蠢到“自首”的地步，蒙混过了关。我如真愚蠢到起来“自首”那么监改人员面不是受到损害了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从此，我们就边活，边背语录。和神都张到要爆炸的程度。

至于我参加的劳动工，那还是非常多的。劳动时间最长的有几个地方。据我现在的回忆，首先是北材料厂。这里面的工人都属于新北大公社一派，都是拥护“老佛爷”的。在“劳改罪犯”中，也还是有派别区分的。同是“罪犯”而待遇有时候会有不同。我在这里，有两重份，一是“劳改罪犯”二是原井冈山成员。因此颇受到一些“特殊待遇”被训斥的机会多了一。我们在这里的活，先是搬运耐火砖，从厂内一个地方搬到小池旁边，码了起来。一定要码整整齐齐，否则会塌落下来。耐火砖非常重，砸到人上，会把人砸死的。我们“罪犯们”都知这一，起活来都万分小心谨慎。耐火砖搬完，又被分来掉旧和旧木板上的钉。这活，允许坐在木墩上，而且活也不累，我们简直是享受天福了。厂内的活完了后，又来到厂外堆建房用的沙堆旁边，去搬运沙，从一堆运到另一堆上。在北材料厂我大概了几个星期。我在这里还要补充说明几句，在这里活的只是“罪犯”的一小分。其余的人都各有安排，情况我不清楚，我只好略而不谈了。

我从北材料厂又被调到学生宿舍区去运煤。现在是夏天，大汽车把煤从什么地方运到学校，卸在地上，就算完成任务。我们的任务是把散堆在地上的煤，用筐抬着，堆成煤山，以减少占地的面积。这个活并不轻松，一是累，二是脏。两个老人抬一筐重达百斤以上的煤块或煤末，有时还要爬上煤山，是非常困难的。大风一起，我们满脸满全是煤灰。在平常时候这地方我们连走都不会的。然而此时情况变了。我们已能安之若素。什么卫生不卫生，更不在话下了。同我长时间抬一个筐的是解放前在燕京大学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地下工作的穆斯林老同志，趁着监督劳动的工人不在前的时候，低声对我说：“我们的命运看来已经定了。我们将来的路，不外是到什么边远地区劳改终生了。”这想法是有些代表的。我自己何尝不是这样想呢？

以后，我的工有过多次变化。我曾随大队人到今天勺园大楼的原址稻田的地方去搬过石，挖过稻田。有一次同西语系的一位老教授被分跟着一个工人，到学生宿舍三十五楼东墙外面去修理地下。这次工人师傅亲自下了手，我们两个老只能算是“助教”帮助他抬抬洋灰包，递递铁锹。这位工人虽然也绷着脸，一言不发。但是对我们一句训斥的话都没有说过。我心里实在是铭五内。十年浩劫以后，我在校园里还常见到他骑车而过，我总是用激的光注视着他的背影渐渐消逝。

此外，我还被分到一些地方去活，比如修房，草之类，这里不一一叙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