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了chu路

当时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办公室都在沙滩红楼后面的北楼。校长办公室则在孑民纪念堂前的东厢房内，西厢房是秘书长办公室。所谓“秘书长”主要任务同今天的总务长差不多，chu1理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务。秘书长以外，还有一位教务长，主guan全校的教学工作。没有什么副校长。全校有6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这样庞大的机构，guan理人员并不多，不像现在大学范围内有些嘴损的人所说的：校长一走廊，chu1长一讲堂，科长一cao2场。我无意宣扬旧时代有多少优点，但是，上面这个事实确实值得我们shen思。

北大图书馆就在北楼前面，专门给了我一间研究室。我能够从书库中把我所用的书的一bu分提chu来，放在我的研究室中。我了解到，这都是chu于文学院院长汤锡予先生和图书馆馆长mao子水先生的厚爱。现在我在日本和韩国还能见到这情况，中国的大学，至少是在北大，则是不见了。这样zuo，对一个教授的研究工作，有极大的方便。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一个研究生ma理女士zuo我的助手，帮我整理书籍。ma理是已故北大国文系主任ma裕藻教授的女儿，赫赫有名的ma珏的妹妹。

北大图书馆藏书甲大学的天下。但是有关我那专门研究范围的书，却如凤mao麟角。全国第一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比较起来，稍有优越之chu1；但是，除了并不完整的ba利文藏经和寥寥几本梵文书外，其他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不见。燕京大学图书馆是注意收藏东方典籍的。可是这情况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才知dao的，新中国成立前，我毫无所知。即使燕大收藏印度古代典籍稍多，但是同欧洲和日本的图书馆比较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gen本不可能同日而语。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如虎落平川、龙困沙滩，纵有一shen武艺，却无用武之地。我虽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恋恋难舍，却是一筹莫展。我搞了一些翻译工作，翻译了ma克思论印度的几篇论文，翻译了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我还翻译了恩格斯的用英文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只完成了一本cu糙的译稿，后来由中共中央ma列著作翻译局拿了去整理chu版，收入《ma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这些工作都不是我真正兴趣之所在，不过略示一下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而已。

这远远不能满足我那zhong闲不住的心情。当时的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员不过5人，学生人数更少。如果召开全系大会的话，在我那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系主任办公室里就绰绰有余。我开了一班梵文，学生只有3人。其余的蒙文、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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