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校长是维新人，我们的国文教材就改用了白话。教科书里面有一段课文，叫《阿拉伯的骆驼》。故事是大家熟知的。但当时对我却是陌生而又新鲜，我读起来到非常有趣味，简直是不释手。然而这篇文章却惹了祸。有一天，叔父翻看我的课本，我

叔父望成龙，对我的教育十分关心。先安排我在一个私塾里学习。老师是一个白胡老，面严峻，令人见而生畏。每天学，先向孔牌位行礼，然后才是“赵钱孙李”大约就在同时，叔父又把我送到一师附小去念书。这个地方在旧城墙里面，街名叫升官街，看上去很堂皇，实际上“官”者“棺”也，整条街都是棺材的。此时“五四”运动大概已经起来了。校长是一师校长兼任，他是山东得风气之先的人，在一个小学生里，他是一个大人，轻易见不到面。想不到在十几年以后，我大学毕业到济南中去教书的时候，我们俩竟成了同事，他是历史教员。我执弟礼甚恭，他则再三逊谢。我当时觉得，人生真是变幻莫测啊！

虽然没有私塾，但是小伙伴是有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个：一个叫杨狗，我前几年回家，才知他的大名，他现在还活着，一字不识；另一个叫哑小(意思是哑的儿)，我到现在也没有清楚他姓字名谁。我们三个天天在一起玩，浮、打枣、捉知了、摸虾，不见不散，一天也不间断。后来听说哑小当了山大王，练就了一蹿房越脊的惊人本领，能用手指抓住大庙的椽，浑悬空，围绕大殿走一周。有一次被捉住，是十冬腊月，赤，浇上凉，被捆起来，倒挂一夜，仍然能活着。据说他从来不到官庄来作案“兔不吃窝边草”这是绿林英雄的义气。后来终于被捉杀掉。我每次想到这样一个光着游玩的小伙伴竟成为这样一个“英雄”就颇有骄傲之意。

用不尽。它有时候能激励我前，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对日常生活要求不，对吃喝从不计较，难同我小时候的这一些经历没有关系吗？我看到一些独生女的父母那样溺女，也颇不以为然。儿童是祖国的朵，朵当然要护；但护要得法，否则无异是坑害女。

到了济南以后，过了一段难过的日。一个六七岁的孩离开母亲，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非有亲经历者，实难会。我曾有几次从梦里哭着醒来。尽此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而且还能吃上；但是我宁愿再啃红粱饼就苦咸菜。这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我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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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乡只待了六年，我能回忆起来的事情还多得很，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已经到了同我那一个一片灰黄的故乡告别的时候了。

我六岁那一年，是在节前夕，公历可能已经是1917年，我离开父母，离开故乡，是叔父把我接到济南去的。叔父此时大概日已经可以了，他兄弟俩只有我一个男孩，想把我培养成人，将来能光大门楣，只有到济南去一条路。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否则我今天仍然会在故乡地(如果我能活着的话)，这当然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也会有成为坏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间，我曾有几次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从故乡接到济南的话，我总能过一个浑浑噩噩但却舒舒服服的日，哪能被“革命家”打倒在地，上踏上一千只脚还要永世不得翻呢？呜呼，世事多变，人生易老，真叫没有法！

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学着认字，大概也总在四岁到六岁之间。我的老师是景功先生。现在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有什么类似私塾之类的场所，也记不起有什么《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书籍。我那一个家徒四的家就没有一本书，连带字的什么纸条也没有见过。反正我总是认了几个字，否则哪里来的老师呢？景功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