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但要接受此法为“文学批评”法，却有一个先决的条件，那就是把文学作品当纯粹艺术品来理。如此，我们便可从学的观，评价这一艺术品的形式是否完整。细细分析作者的文字技巧，看看它们是否把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和要呈现的世界，妙地，生动地，适切地，合理地，表达呈现来。作品的艺术形式完整，就是成功的作品，不甚完整，就是不甚成功的作品，支离破碎，就是完全失败的作品。

当然，许多人是不愿接受这“唯派”文学观的。可是我想。除了以文学为纯粹盲传工的人不论外，绝大多数的人，即使不认为文学作品是不受制于世俗德成规的纯艺术品，也都会承认文学作品里有相当多的艺术成份。所以，我提供的批评方法，虽或不能说就是文学批评法，至少可以说是评价文学作品的方法中，最有固定可靠的标准，最不受“人”“地”“时”因素影响的一。

许多人，很可能是文学读者中的多数人，认为文学作品确实是艺术品，可是除了基本的艺术外，还应该有实际的教育作用，和至少间接的改革社会的作用。这似乎是正当不过的主张。可是，从这样的观从事文学批评，还是会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发生。下面我要讨论的，就是当我们把某一固定的德价值观，亦即现世多数人认为“正确”的德价值观，引介人文学批评领域时，除了没有标准的困难外，我们还必须面对的一大难题。

那就是，艺术和社会教育，很有可能互不相容。一个文学作家，可以（或应该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观察与呈现人生。而他所取的观，除非恰巧符合有利于当代社会福利或社会改革的观，他本没有办法兼顾作品艺术和社会教育。在这情形下，作家如果为了迎合大众的期许，把社会教育意义注作品内，结果往往是严重破坏作品艺术形式的完整。

就以《台北人》为例。上文中，我站在现代一般人的立场，对《台北人》世界的德价值观，提了五责评。让我们假设，这些就是《台北人》的缺失，而白先勇决心改正这些缺失，使这作品臻于完。他想，《梁父》里的朴公，太迷信，太不面对现实，是今日社会的一个坏榜样，便决定叫他走“象牙塔”于是，一日，朴公猛然大悟，撕掉上的黑缎长袍，熄灭古铜香炉里的龙涎香火，打开自家大门，把历代祖先遗传下来的书画古一齐拍卖掉，换得一叠钞票，全分给乡下的穷人。他觉得忽然获得了新生。

像这样的故事题材，如果理得好，表现得法，也有可能写成一篇好小说，虽然必须从至尾彻底重写，也绝不能留用《梁父》之篇名。然而这个“觉悟”了的朴公故事，当我们把《台北人》为一个整来了解欣赏时，却成了严重的问题。它整个破坏了这一小说世界的逻辑系统或一致。而作者是存心把《台北人》当一个整形式来创作的。早在小说首页，作者就引录刘禹锡的《乌衣巷》一诗，把《台北人》诸篇之共同主题明白示来。单凭这一示，我们就已可知作者企图把此书题材局限规范于“旧的结束”不涉及“新的开始”而“觉悟”的朴公故事，明显的是“新的开始”这样一篇乐观前的小说，夹在《台北人》里面，固然很可能鼓舞民心，产生现世多数人认为正当的社会教育作用（也可免被指责“以偏概全”），却大大损坏《台北人》一贯的主题意识和语言气氛，形成艺术形式上一个严重不堪的“缺失”

也许有人会说：那么，把每一篇都改写，改得乐观前，主题气氛不说统一啦？艺术形式不就完整啦？当然是如此——如果每篇都改得成功的话，可是，那便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本书，和《台北人》风不相及也。所以，我提的那五大“责评”若要说是《台北人》的“缺失”这样的“缺失”是本没有办法“改正”的。要“改正”就必须牺牲艺术形式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