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知的社会”这“冷酷”二字，实在用辞不当。当然，白先勇并不似颜先生所说，只理上社会（白先勇笔下的下社会，真正“下”得惊人）。但就是在理上社会时，他对其中人之不能面对现实，怀着一怜惜，一同情，有时甚至一敬仰之意。譬如《梁父》。我觉得，白先勇虽然刻画朴公与现实脱节的生活面貌，他对朴公却是肃然起敬的。叶维廉先生在《激怎能为倒影造像》一文中，论白先勇的小说，写：

《梁父》里的革命元老，叱咤风云的朴公，现在己惺忪暮年，他和雷委员对弈不到一个钟就“垂着，已经矇然睡去了”不但是革命的元气完全消失了，而且还斤斤计较王孟养（另一革命元老）后事的礼俗，而且迷信：合于朴公那一代的格调已不知不觉的被淹没…

我细读《梁父》，却和叶维廉有些不同的受。如果我没错解，我想白先勇主要想表达的，是朴公择善固执、持传统的孤傲与尊严。从一开，白先勇描写朴公之外貌，紫貂剂冒，穿黑缎长袍“材硕大，走动起来，前银髯，临风飘然…脸上的神却是十分的庄凝”就使我们看到朴公的贵气质与凛然之威严。而朴公事实上之“脱离现实”恰好给予这篇小说适度之反讽，却不伤害作者对主角的同情与敬意。朴公与雷委员对弈“矇然睡去”之前，却先将雷委员的一角“打围起来，勒死了”而他被唤醒后，知不支，却不肯轻易放弃，他说：

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记住。改日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

此篇最末一段，白先勇描写朴公住宅院里的景：“…兰已经盛开过了，一些枯褐的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的发着一丝冷香。可是那些叶却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盛开过的兰与残苞，显然影朴公老朽的。而“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的叶，应该就是朴公用以创建民国的那不屈不挠，贯彻始终的神吧！

《台北人》中之人，我们大约可分为三类：

一、完全或几乎完全活在“过去”的人。

《台北人》之主要角，多半属于这一型，明显的如尹雪艳、赖鸣升、顺恩嫂、朴公、卢先生、华夫人、“教主”、钱夫人、秦义方等人。不明显而以变型行态表征的，如《一把青》之朱青与《那血一般红的杜鹃》之王雄。这两人都“停滞”在他们的生活惨变（朱青之丧夫，王雄之被人截去打日本鬼）发生之前，于是朱青变得“吃‘童’，专喜空军里的小伙”；而王雄对丽儿之痴恋，却是他不自觉中对过去那好吃懒，长得白白胖胖的湖南“小妹”之追寻。

白先勇冷静刻画这些不能或不肯面对现实的人之与现世脱节，并明示或暗示他们必将败亡。但他对这类型的人，给予最多的同情与悲悯。

二、保持对“过去”之记忆，却能接受“现在”的人。

《台北人》角中，能不完全放弃过去而接受现实的，有刘营长夫妇《岁除》、金大班，《一把青》之“师娘”《桥荣记》之老板娘，《冬夜》这余钦磊与吴国等。他们也各有一段难忘的过去，但被现实所，而放弃大分过去、大分理想。剩下的只是偶然的回忆。如此，负担既减轻，他们乃有余力挑起“现实”的担，虽然有时绊脚，至少还能慢步在现实世界中前行。这些角对于自己被迫舍弃“过去”之事实，自觉程度各有不同，像“师娘”就没有自觉之怅恨，但余钦磊与吴国，却对自己为了生存不得不采的态度，怀着一说不的无可奈何之惆怅。这份无限的伤，反映在《冬夜》之结语中：

台北的冬夜愈来愈了，窗外的冷雨，却仍旧绵绵不绝的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