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

“那么，前些天知青中传的关于杀人犯那些事，听说了吗？”

“那事听说过。”

“‘黑鳗鱼’就是那个杀人犯。事儿我全打听清楚了，他在黑龙江队，和人打群架时，一刀在人家上，正巧在对方的心尖上，那人当场死了，他也随后脚逃跑。一气从最北边的黑龙江，逃到了云南。前不久云南的风，他又窜到贵州来了。”聂洁像讲一段轶事似的轻描淡写说着，继而转过脸来“你要留神呢！听说，他窜到贵州来，专为了找你。”

我浑一震：“找我？”

“知他为啥要找你吗？”

“我从未听说过这个人。”

“很快你就明白了。‘黑鳗鱼’在上海，早几年就是个了名的氓，被抓过。”我随着聂洁来到场街边的一辆车旁，撵车的汉不知哪儿去了，一长长的竹哨鞭在车厢上。聂洁环顾了一下四周“他不会走远，我们就在这儿等他。而你的妈妈，你那已经死去的妈妈殷晨芳，我也是今天才听说，她原来是区委主政法的书记。‘黑鳗鱼’被抓的时候，公安分局当时打了份报告，说像‘黑鳗鱼’这类误歧途的青年人，拘留个半月一月放去算了，而你的妈妈在那份报告上批了，说得抓起来送少教所。把我们这帮少教犯放来以后，‘黑鳗鱼’不知怎么会在揭你妈妈的大字报上看到了这件事。他早放风说，要报仇…”

我的双惊惧地瞪大了，脑里轰然一声响，只觉得赶场的老乡在场街上晃，蓝天白云在前晃，远远近近的山岭在倾覆。耳朵里却是啥也听不见。

又是这回事，又是这回事。

我匆匆忙忙由上海瑞仁里跑回偏僻、闭的下脚坝来，不就是因为这回事嘛。

陆朝龙来相亲后没几天，我洗完衣服，正在三楼的台上晾，只听见楼下灶屋一阵喧闹，除了陌生的嗓门，还有老阿忿激的嚷嚷声。我还好奇地趴在栏杆边，朝下望了几。只因衣服还没晾完，没有下楼去。

等我起晾衣杆，拿着空盆走下底楼时，喧嚷声消失了。站在楼梯窥视的老阿一见我下楼，就把我往她家拖，拖屋关门，她神慌张地告诉我，刚才有个氓，指名姓来找我算账，说是要报仇。老阿见他气势汹汹，连忙说我不在家，找同学玩去了。那人不肯罢休，要砸门，老阿喊了起来，说他要敢动手，她就喊堂里的人来揪他去里专政队，那家伙这才气咻咻地走了。

我简直莫名其妙。我从没和谁结过仇啊。

老阿却不这些，她一咬定，他是肯定还要来的。果然，当天晚上他又来了，幸好我熄了灯、关门早早地睡了，老阿仍然说我不在家，他才走了。

事后，从瑞仁里一些里气的人那儿传讯息，说这家伙受过我妈妈整，现在要来找走资派女报仇，破我的相，让我也没好日过。

上海是呆不下去了。

街里都在动员知青回到广阔天地里去“抓革命、促耕”每个区为知青离沪专设了售票站，随时都可以付钱取票。

我惶惶如丧家之犬买了回程票。总以为避开了他，事儿就算完了。哪晓得，仅仅一个多月时间，这家伙成了杀人犯，又找到农村来了。

“这下你明白了吧。”聂洁的话把我从烦的思绪中拽了回来。

“明白了。”我几乎是无声地。惊骇和恐惧使得我不由自主淌了泪。

聂洁推了我一下：“别怕，别害怕。离明天还有一晚上呢，我们想想办法。”

“有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