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迟疑地瞅瞅我拉的洁净的椅，又不好意思地低看了看自己满煤灰，朝我泡好的茶晃了晃掌，歉疚地一笑，转走了。我知她为什么不接茶杯，她那张开的掌沾满了黑灰。她是怕脏了杯。听着她的脚步声走下五楼，我直忖度，为什么要叫这么大年纪的妇女如此劳累的活儿。

我没想到还会再见到她。而且是在我的接待室里。那天她一走接待室，我就认她来了。可她却把我早忘了，毕恭毕敬地坐在我的面前反映问题。大学刚毕业的几年，我分在省政府的信访办。那年，也不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来信来访。在接待的日里，我不知听了多多少少遍及全省各地的稀奇古怪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故事。可以说，久而久之，听得我已经麻木了。但我听了她的故事，仍然到震惊。

我愕然地望着她穿得一几近洗得漂白的旧衣裳，极力想要理解她讲的一切会是怎么发生的。

省城解放那一年，季小珊十九岁。可她早在解放前夕已经加了青年团，并正在积

极争取加共产党。地下党为了考验她，更是为了培养她，利用她那个省城里富有家族复杂的社会关系，让她打保安司令策反工作。

她很有能力，临近解放的时候，照党组织的署，一步一步、循序渐地工作，竟然策反了省城市郊整整一个保安团弃暗投明。

保安团顺利地了整编阶段。党组织对她的工作十分满意，表示很快将批准她的党要求。这时候发生了保安团长向她求婚的事情。正在整编中的保安团长已改任解放军的副团长。一个团级向她求婚，本是大好事，但鉴于保安团长的特殊份，季小珊还是慎重地向组织上请示，并且获得批准。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未来正在向季小珊迷人的笑脸。哪晓得节结婚，刚刚翻过年的早时节，季小珊的月都没结束，风云突变，全省各地匪患四起、风声日之时，好不容易“起义”过来的保安团长竟然尔反尔，重又“反”把保安团原班人拉去，还当了“反共救国军”的司令。

季小珊痛苦至极，对自己的丈夫苦苦哀求无效，只得毅然脱离保安团长，跑回来向组织上汇报，组织上当即把她扣押审查。几个月以后，保安团长终于在“清匪反霸”中被剿匪队活活打死。由于他负隅顽抗，死不投降，死的时候浑都吃满了枪儿。于是乎，季小珊成了标标准准的匪属，她因没跟着保安团长上山当土匪，关押了几个月就被释放来。但是，一“匪属”的帽从此就一辈死死地扣在她的上。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受她，更没有人为她说一句公话。她的容貌虽然姣好，但哪一个男人都不敢娶一个当过大土匪婆娘的女人为妻。厄运跟定了她，苦难伴随着她。省城里传遍了关于她的绯闻、谣言和轶事，说她会耍双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说她如何地了得，又是如何地了不得，说她的家族曾经如何富裕，现今又是怎么破败。总之，从此她就孤苦伶仃地一个人，过着永无之日的年月。熬到了八十年代，听到很多冤案得到平反，很多历史得以澄清。她鼓足了勇气，也走了信访办。

当她泪满面、断断续续地叙述完这一切的时候，早已过了接待时间。我瞅着她那一双哭红了还在淌着泪的睛，的同情溢满了我的心。我决心要尽我的可能帮助她。

几年来的信访工作已使我有了一些经验，如果仅仅只是一般地把她的材料转给有关门，那么问题的解决就会拖到猴年月，而我一旦转了材料，也便丧失了主动权。我问她带材料来了没有。她从衣兜里掏了厚厚一叠皱的申诉材料。

我不动声地请她把材料留下，并说我会及时把她的事情向上反映。她充满希冀地望着我，在走接待室的那一刻，地向我鞠了一躬。没待我阻止她，她已掩着脸啜泣而去。

那个晚上我失眠了，我从未那么切地受到人是历史的牺牲品，我叹着偶然在人的命运中起到的神奇般的作用，我为季小珊的命运而颤栗悲哀。我细细地看完了她写下的二十多页的申诉。她的字迹娟秀而有骨架，如果她这一辈不是在从事底层的重力劳动中度过，她很有可能在什么领域一成就来。于她本人来说，至少也不至于如此遭罪。

我在工作汇报中把季小珊的情况向长、向省政府的副秘书长作了详细的汇报。他们也和我一样，悲叹同情季小珊的遭遇。但是在叹之余，他们说，她如今要申诉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右派分，可以平反，冤假错案，可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冲击的，在改正的同时还可以补发工资。她上这“匪属”的帽，只是惯常的说法。认真分析起来，保安团长确实是匪，她尽嫁他的时间不长，也还是匪属。况且没有任何人给她过这帽，解放后她没有任何单位，经济的补偿也无从谈起。再给她安排工作，显然她的年岁已大，不合适了。几十年来她就在社会底层中求生，她什么都过：看门、摆小摊、守电话、卖米粉、修鞋、补伞、捡破烂、送煤、卖恋豆腐果、送…但全都是临时的。

是啊，长和副秘书长的话都有一定理。在季小珊的申诉材料中，确实也没写什么的要求。在她面对面向我反映情况时，她不也没提任何的请求嘛。

她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似乎是一目了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