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还有弹，那是单位上备给他守用的。他没有对知青说自己孤独、寂寞，但知青们看得来，他一个人住在这里，清寂了。他说过，山建成须派技术工人来守理时，单位上谁都不愿意来，喊到哪个人那个人就装病、骂街、大吵大闹。领导上到他，他来了，他不吵不闹，心甘情愿地来了，他是党员，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步和思想好来的，他有自己的苦衷和自己的盘算。一九五八年大办农业、大办粮，号召城里人下乡时，他动员在省城没工作的婆娘和儿女儿回平塘县乡下去了。他当真相信农村成立了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乡间的老百姓生活会比城里人的更好，他计划好退休之后，也要回乡下去，农村空气好，山野里清静，好喂鸭。他没有想到后来的事竟是那样不尽如人意，更没想到乡间放过一阵又一阵产卫星之后还会饿饭。他的婆娘儿女有他的接济和那几文工资，虽然没遭厄运，但是自那以后，农村里的情形一直不曾好起来，他省吃俭用，勤扒苦挣存下的—钱，全都补贴到了农村里的婆娘娃儿上。为此他对不起吃尽苦的婆娘，对不起本来可以在省城里过太平生活的一双儿女。他下来守山，条件是必须将他中学毕业的儿招省城，哪怕儿到广播事业理局大楼里倒痰盂、扫地，哪怕儿去看大门，都行。领导上签名了。且已把他的儿招省城，送到广播学校去造。近年来老娄正在实行他的第二步计划，把婆娘和女儿的迁到备战电台附近的村寨上来，农村迁往农村，须打通的关节是不多的。坪生产队、洒溪大队和公社同他的关系都不错，三级革委会都已答应接受他的家属，听说手续早在办理之中了。

尽老娄对自己的境遇甚为不满，说起来充满了抱怨之情，时不时还有些牢怪话。但在队知青们的里，他那无拘无束、悠闲自在的生活简直胜过神仙了。他有固定工资和补贴，他有每月的定粮，他每天无须日晒雨淋地到田土里去刨泥挣工分，他的工作轻闲得令人红，况且他还有几乎同城市没啥差别的生活条件，电灯、电话、自来、收音机。他企求啥呢，真把婆娘女儿调来了，他就是全世界上最逍遥自在的人！

仅仅同他只有半里路之遥的坪寨上海知青们，过的是啥日啊，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初初下乡时的诗情画意和对原山的迷醉，已退尽了它那浪漫的彩。生活，对知识青年们来说，完全是由机械乏味、繁重累人的劳动组成，挑着粪担在羊小上爬坡，光着脚杆踩田犁耙，早时节双脚浸在刺骨的泡冬田里铲护田埂，盛夏酷暑着烈日钻在包谷林里薅土，钻低矮幽长骇人的煤里拖煤，在一次只能烧一万砖的土窑上当小工，背灰、栽秧、挞谷、收草，凡是山乡里农民们的各活，知青们全都要。

近乎原始的耕作方式付的代价，同实际的价值之间，那差距实在令人不敢往去细想。

人在这样的环境里，理想和信念自然而然地被磨蚀殆尽，而内心的望和追求，自会变得越来越实际。知青们早在如此严酷的现实面前接受了全面的再教育，梦里也祈祷着早日调，早日离开农村，早早地得到一个归宿。

而恰在这时，由于“文化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经济战线显示危机迹象，在一阵旋风似的突击招工之后，国家刚刚宣布，国营工矿企业冻结招工三年。换句话说，知青们在这三年时间里，别指望什么厂矿来把他们招走了。

斜穿过寨后的青桐林，就能直老娄屋旁的桦树林。林不密，但在黑夜里，悄悄钻过去，不会有啥动静。

在小何陪同下，许小伟找到了老娄。三言两语把话一讲，老娄一声不吭，把许小伟带到院坝外的一小幢泥墙茅屋跟前，掏钥匙来开锁。

“老娄，你啥时候又盖了这间茅棚？”小何问“一个人住四间平房，还嫌少啊？”

“我婆娘和女儿来啦…”

“关系都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