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困顿，又呈现一返朴、令成人以为不顺应常理的孩童行为。

三、双重视角下的人观照

“观照”来源于中国传统学，是审主客之间发生实践联系的特殊方式。“观”等说法指谓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对于作为审对象的独特的观审角度与方式。审观照是一重要的审活动，是审主在特定的审情境之后，以充满独特情韵的光来看对象的观赏与晤对。

严歌苓的这观照更多的运用于边缘人。边缘人是对两个社会群的参与都不完全，于群之间的人。他们作为不为主群所认同，在族、政治、文化边缘的弱势地位，相对于势者的威慑和博大，生活氛围的寒酸和局促更加显。严歌苓曾说：“边缘人多半于非常态的环境下，在被到绝境时，人本质的东西常会蹦来，那才是我最兴趣的。”与衷于宏大叙事的作家相比，严歌苓显然对生活中的“输者”更兴趣“因为他们各有各的输法，而赢者都是一个面孔，写作就要写有个的人。”而作者对于边缘人的女投以特别的关注目光，不约而同在这状态下使她们完成了对于理想女的构建：外柔内刚――温顺、寡言；韧、执着，情的投放有如“地母”式的伟大－－“那泥土般真诚的女”：“诚心诚意得像脚下一坯土，任你踏，任你在上面打，任你耕耘它，犁翻它，在它上面播收获。”[6]

关于“地母”张玲在散文《谈女人》中的引用，似乎要比奥涅尔《大神朗》原著中的塑造更要为人所详知。神带有女的成分，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张玲大约要去信仰的“地母”就是这样的形象。[7]“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神里面却有一‘地母’的芽”[8]。严歌苓笔下的女一直带有这样的“芽”在《金陵十三钗》中的女形象更是完整映照了张玲的这句话。在屈辱前，端庄丽的女孩和恶俗难堪的窑都是相同的受；在生命前，神圣肃穆的神父和卑贱低微的女人也都是同样的救赎者。一切“丑”、“贵贱”的对立在整个民族和个生命同在危在旦夕时都显得不再重要，逾越这界限“丑陋”和“卑贱”也恰恰完成了对于神圣和贵、丽和纯洁救护。作者穿越窑肮脏的表面观照到这些“有过千般不是”的女人，她们都有“地母的芽”和苏醒了的蛰伏的善良，一切与鄙贱对立的贵和反衬其肮脏的洁，因此都可以为广阔仁慈的人所包容，从而映照对于民族和历史的。

相同于地母的形象，王在乡土境遇中的恩与仁也是无私和不计回报的投放。小说将王生命中的人划分为几类：以孙怀清为代表的父亲、有关于的男人、和游走于村里和村外的人。而王作为作者女寓意的代表，由时间共同完成了对前面几类人的包容和救赎。当沾染于时代混浊的人和事在每一个动洗尽铅华之后，就都回归到和她一样的本真。“人都是这样，记不住羞辱；痛苦只有变成了稽荒唐的事才会给人记住”[9]，这是王对人生最好的解答。作为女的她从来不会去记住羞辱和痛苦，而和她有所染的五六个男人，在她纯然的情和付看来也显得好和真挚，一如她对父亲和生活的付。任何困窘在她面前“能活着”就没有什么还比得了这个更重要，母和雌情中所充分表达的这一生存哲学，宽恕了所有的丑恶和罪过。

不同的女主角、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代，但《少女小渔》中的染力呈现相同的情况味。这则故事里的所有人中小渔无疑是受伤害最大的，但她却最少现屈辱的受，她自己的行为选择展示一从女世界折的人之。被化的洋老是作者借小渔这样一个弱者中的者，去发掘心灵世界中有博大人的人之一。也像作者借塔瑞之所说的那样：“跟人在一起，畜生就变得像人了；和畜生在一块，人就便成畜生了”[10]是真正揭示了人之善的光芒和人格力量。无疑，小渔作为这样的“人”是救赎了和“畜生”在一起的“人”的女人。这里人的善意、意和同情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弱势和窘迫，却没有湮没了本的善良。相反人的光辉正是通过对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边缘人神世界的惠泽，才显得更加可贵和令人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