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文化素质的培养，以致智力还未成熟，依然停留在孩童阶段的中年女。造成她个人悲剧的原因除了外界过度的崇敬转化成的仇恨外，还有她稀里糊涂的尚蒙昧状态的理。她和捷克老舞蹈家“腐化堕落的”艳遇被人抓住了把柄，却连自己也说不清。正是这样一个女人，在严歌苓设置的如此困境里———幽闭昏暗、寸步不离的监房（舞台的布景仓库）的束缚中，恶意而庸俗的人群（看守队的女娃、建筑工等）的包围下，陷泥淖的孙丽坤习惯了自己的份，从一个如仙如梦的女变成了对自尊和廉耻慷慨无畏的泼妇。就在这个和神都亟待拯救的时刻，儒雅清俊的青年男徐群山适时地现了。于孙而言，这位救星不仅让她产生了的慕与渴望，而且萌发了超越去契合神的向往，有如伯牙期山遇知音的动。“她第一次到和一个男在一起，最舒适的不是，是内心。”然而两间形而上的神之始终要落实到形而下的厮磨。这位被关押多时的舞蹈家是需要和渴望的，作者曾通过某位上了年纪的建筑工对孙下上一颗红痣的评论隐讳地破了这位失已久的中年女的饥渴：“那痣是坏东西，它让这女一生离不得男人；她两条之间不得清闲。”因此孙丽坤之徐群山，情来得合乎本又自然而然。

尽有着太多的理所当然，酿成悲剧的罪责却无从推卸。在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二、之四中，作者又用徐群珊少女时代日记的方式为其疯狂的行为作了铺垫和辩护，青萌动的少女这样记录到：“她（孙丽坤）的脯真，像个受难的女英雄，地起。我真的想上去碰一碰她的…，看看是不是塑像。我对自己有这想法很害怕。”“我一直喜舞蹈，可是见了她的舞蹈，我觉得我不是喜舞蹈，而是喜产生舞蹈的这个人。”少女天中对人、艺术的沉好和执着追求随着年龄的渐增并未消逝，于疯狂无序的年代里演绎成了无心之失的悲剧。在女扮男装的徐群山和被关押的孙丽坤接过程中，他（她）曾四次提起很小就看过她舞，并且特别迷她，隐约地透了这谜一样审讯的答案，只可惜说者有意，听者无心。“一个女的玩竟比十个男更致命。因为她不在玩，本意中毫无玩。真切到病的程度。”正是这无玩的玩、无心而意的拯救最终造成了对方彻底的失意与绝望。然而终究是，无论是否起源于或回归于，毕竟是照孙丽坤晦暗生活中的惟一一束光，虽然因为不同寻常而充满灰尘，总归有着真切的关怀和真实的意。

曾经有“同志”网站引严歌苓的《白蛇》为经典，还有杂志称其为“最净的同恋小说”的确，在这里只有柏拉图式净蓄的神之恋而剔除了鲁莽直接的，或者连“恋”都说不上吧，只是缘于天中对于的沉好和执着追求，只是因了十年前的痴迷和癫狂，只是为了儿时一个难以开启的情结（complex）。严歌苓是喜这些人之谜的，著名的长篇小说《扶桑》、《人寰》中那些逾越辈分、跨越疆界、超越族的不之恋，她笔下男女主人公们内心丽的疼痛不可示人。虽然赴后的严歌苓对同恋已能持同情的态度，并且认识到这情并不全是病态的。但毕竟是受过华夏文化影响的中国女作家，她偶尔会在适当的时候添上这样的一句：“她们之间从来就没能摆脱一轻微的恶心，即使在她们最亲密的时候。”又或者在最激情的时分，也只是带着崇敬和激赏之情、小心翼翼又无限轻柔的抚摸。

三、多声的文本合奏

在构筑《白蛇》的文本形式上，严歌苓发挥了她撰写影视剧本的特长，有意抛弃了以往小说叙事手法上一意孤行的顺叙惰和习以为常的单一视角，别心裁地设计了代表“官方-民间-个人”三不同记忆、不同声音的述说版本。以舞蹈家孙丽坤被关押以致神分裂的前后遭遇为主线，将时代的宏大叙事、民间的街谈巷议、个人的琐细经历推向前台，让三者穿越时空的跨度在文字的叙说中如不断切换的摄影镜一样错综行。三氛围的场景合着三腔调的旁白，从各自的视角将那段尘封往事一一演绎、娓娓来：无论正襟危坐的官腔，抑或喋喋不休的耳语，又或者真情的倾诉，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都互不扰地行着接续不断的相互诠释与彼此背离。在多重视角的背后，执笔的作者如同掌控的导演，将个人情与正误判断不动声地滤去，还受众一个自由读解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