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冲突，而媾合也不能说是最终的，媾合中会产生和谐因素，但也会产生大量敌对因素。

再比方我写《雌的草地》，把母（或雌）的牺牲神（这神是雌中原本存在，是与生俱有的）和为主义理想的牺牲混起来。主义理想成为雄，与原始的雌牺牲的自然品质产生结合。代表这个主义理想的是指导员叔叔（政党政权的代表）以及红《她们崇情的客）。但我最终寻求的是雌粉碎这个结合，击毙红，背叛叔叔，回归自我。在小说中写到的不止以上那几对雌雄关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人与畜之间，人与荒野之间，都有类似的相互引、相互折磨、相互钟情和敌视的关系。比如，那些女孩们用自己洗的去喂自己的坐骑，当我在采访中听到这个细节时，立刻认识到这里面的意识。雌以自己独特的、个的嗅来化一匹比她们大有力多倍的，这里现女的温柔的征服和占有，从而使人和畜逾越他们类属的鸿沟，产生一近乎的觉。

我并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把情和看成不同的两个东西。因为我发现在我写“情”时，比如克里斯以心灵恋扶桑时，他并没有和她发生关系，在扶桑把自己的无限慷慨地布施给一切男时，克里斯与她保持的心理距离显得尤其可贵。而克里斯占有扶桑的时，恰是他从的伤痛中觉醒的时候。相似的，我在《雌》中也有类似的人命运安排：小儿和骑兵营长的一场暗恋，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但双方对彼此心灵的索取和折磨，使这情完全不需要的参与，因此这情刻骨铭心却毫无路。现在来回顾我自己的作品，我想当时在我的潜意识中对这样的情是向往的，又是批判的。这两年读Freud悟到：由德、良知、理想而组成的超自我，往往代表牺牲，也就是死亡本能。那样纯粹的、不掺念的情，也只能在死亡中得到实现，得到安。因为情在这里与的对象已没有关系，主要是在“情”这个概念。这大概是我批判的。

在我其他作品中，我想我也在作类似探究：看看情究竟是不是存在，情是不是人本中的东西。我是指古典的，为而的，理想主义的情。我常常到我小说中的人发展到结局使我到意外。在我们当代的现实生活中，似乎没有这样的情，超越的，凌驾于之上的，于一切的情。就像达尔文化论心理学派所说：任何一对人的关系，若不是建立在相互的开发和利用的基础上，是会很快被社会淘汰的。男女关系也逃不这逻辑。假定这个心理学派是对的，那我们为二十世纪文学（尤其60年代后）中的情空白找到了答案：男女间的关系是相互榨取利益，相互开发资源的关系。像我写的《红罗裙》，一切能发展成情（哪怕是禁忌中的情）的因素最终都泯灭了，只剩下老男人和女主人公那办公似的房事。“”在这时刻像吃饭、喝、排一样，自然而无所意识。被去了一切对理想的向往是如此无奈、不、无价值，而在此同时，卡罗斯断裂的钢琴声渗来，了女主人公的知觉和记忆。现在想来，我下意识地为这赤无味的关系增添一线来自审的光，使之突然失去麻木，突然现一阵疼痛。这疼痛便是：人知这世上存在着情，而情是遥不可及的。

我认为能写好的作家所写的情是最度、力度的。这样的作家是最懂人，最坦诚，最哲思的。我早就立下志愿要写一情小说，以最不保守、最无偏见的态度去写。我所说的保守，是固守古典浪漫情的写作法则。我想这样的法则在我内心仍占相当大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