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受我的影响，不敢当。不过，我认为，新诗，若不走格律化的路，是行不通的。志以前有一些作品我就不敢恭维；正像离所说，除了分行来写之外，简直跟散文没有什么不同之。”他说着，把颈脖埋在衣领里，一蓬发在香烟的青雾之中犹如暮霭中的蒿莱。“歌德说过：‘有约束才有自由，在限制里方能显手。’这话是一切艺术的真谛。离开了一定的法度，便无所谓艺术；譬如赛球，须有规则之约束，方能磨励球艺、分低、决胜负。倘若比赛双方随意奔瞎夺，便不成其为竞赛了。”

“对极，对极！”离拍掌说。

“不过…”志透过两个镜片看着一多说“你对我的诗的批评，我完全接受，那些东西我现在连看都没有勇气再看了。不过…你说一定要走格律化的路，我还有些疑惑。须知现代人的神天地，已非古人所能比拟。诗的严密纤巧的韵贝郴律，是古代人的细腻而狭窄的神受的表现形态所需要的。现在对新诗来规定许多限制，我看难免会妨碍和削弱想象力的奔驰和情趣意辞的拓展…”

“不，志，听我说，”一多又摇摇“中国旧诗词的平仄、押韵的定则，英文诗里的抑扬顿挫的分组，这绝不是人为加的桎梏，而是语言本的音乐所揭示的一基本结构。我们现在虽说用语文写新诗，但其文字仍然是那些年传下来的汉字，所以不能不摸索一新的、更适用于我们的表现所需的格律来…”

“那么，类如把每一句的字数都定为一律的那形式，也是必要的吗？”志又问“古人，像李太白的七言古诗，不也往往在打破这定则？”

“这…当然还需一步研究，”一多回答“总之，漫散无际、节律杂、浮词冗语，不能现诗之所以为诗——其凝炼、其音乐、其建筑…最近，听说孙潜对语诗的节奏规律作了一些研究，这是值得注意的。总之，让我们继续努力探索吧！”

“徐先生！”

梦家的声音把志的思绪唤了回来“嗯？”

“您神了。”

“是呀，我突然觉得自己又走回到一多先生的那神秘的黑屋去了…那时，我们真的结成了一个诗坛呢，闻先生的那屋，真是一个神妙的庙堂！那时我们常常有争执、辩论，有时甚至面红耳赤，各不相让；可是，劲儿也就在这争辩上！”

“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野心，想结起一个小小的诗坛…”

“应该有这样的野心！这也就是雄心嘛！我举双手同意！一定成为这诗坛的忠实同志！”志举起双手。

“我们希望，这小小的诗坛，早晚可以放一小小的光亮。”

“小，但一直向上！”志说。

“小，但不是狂暴的风所能媳的！”梦家说。

“…我们对着晦盲的未来，岂不也应有同样光明的指望？”志

又说。

一篇发刊词的底稿，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产生了。

当晚，志就给孙大雨《潜》、邵询、饶孟侃等好友发信征求意见和约稿了。

志对创办一个《诗刊》的积极心情，正是他对《新月》的政治彩越来越厚的失望心情的反映。他又一次以新的激情、怀着新的希望向诗神奔去…

（十六）

一九三○年九月，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十三月，蒋梦麟接任。他请胡适任北大教务长。

一天，胡适偶然读到志不久前发表的一首题为《生活》的短诗：

沉，黑暗，毒蛇似的境蜒，

生活成了一条甬：

一度陷，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的黏，

在妖的脏腑内挣扎，

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他读着，到一阵窒闷，前浮现志在上海陷了经济困难、家生活不上正轨、杂事缠的苦闷中的忧愁莫名的面容。他叹了一气。

“这是志对生活已经走投无路。到绝望的心情的写照。”他对自己说。

他写信给志，邀志北上辅佐北大校务。

志接信大喜，急忙同小曼商量。

“你怎么去得？”小曼扬起眉“以前中大、光华两地赶来赶去已经累坏了你，难还能上翅膀再飞到北平去事？”

“再兼北大、中大当然不行，”志侧着想了想“就把中大的课辞了吧。”

“北平…不要去了吧，，家在上海，我在上海，你为什么要到北平去呢？“

“不，北平我非去不可。适之盛意来邀，我怎能推拒？”志说得很决。

“辞了中大的课，不又要得罪人？那些学生也会难过的，上次你离开光华，家他们不是都非常失望、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