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电话告我，晚上我作东。”

宣判大会。他被五大绑着押上了宋庄大场院的土台上，寒风凛冽，上千村民扶老携幼黑压压挤了一场，袖着手，缩着，跺着脚。横飞的风沙中，老人的睛，年轻人的睛；女人们的睛有些恐惧地看着他，接耳着；最让他抬不起的，是学生们的睛。他们的老师现在是坏人，破坏分，阶级敌人。——上横标在风中呼啦啦响着，白纸黑字贴在红布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一来就看见了。关了半年多，终于到了判决的时候。

批判，宣判，呼号。他弯腰低，他是阶级敌人，他是反面教员。台下第一排，一个穿着破袄的小男孩仰着蜡黄的小脸看着他，的鼻涕已冻成冰，用小手指着他轻声说：“这是坏。”他使孩们从小懂得阶级斗争，他完成了历史使命。

父亲的脸在前浮现。他在对自己说话：你得小心，事事小心，你和别人不一样，你千万不要忘记：凡事要多低。那时他十五岁，上初中，1950年。

他彻底低了…

虽然是豪华车，但着租的帽，就不得不在威严的大门停下来。警卫示意车靠边，让他到传达室登记。这大院内有一大堆他说不上来的级机关。他不能随便，金钱在权力面前显低下了。他站了一会儿，转到车里坐等。这样有份一些。

有人着大门。两个姑娘到外面买雪糕，又说笑着去了。门卫站得笔如没看见，更准确说，是“不敢”多看她们。这些姑娘比自己有份，可以随便。他扭看了金凤一，俊，打扮也时髦，但壮了些，没有那些姑娘大方文雅。她正用好奇的目光看着这一切，一怯。这让他痛楚地到了自己社会地位的低下。老婆是丈夫份的标尺。“你想不想上大学？”他突然问。“上大学？”金凤莫名其妙。中毕业七年了，她从未想过。“你要想上，我钱让你去大学读代培。…算了，以后再说吧。”他狠狠地挥了一下手。

两辆上海牌旧轿车堂堂皇皇开去了，他还得靠边等着。他突然到，那两辆旧车代表着权力地位，而他这辆着租牌的豪华车恰恰没有份，把这豪华车脱了（像脱衣服、脱壳一样），把自己的镜、衬衫、金表都脱了，再把钱包脱了，把达公司老板的名儿也脱了，自己是什么？就剩一个壮壮的，着个又方又大的黑脸，低贱得不成个人。他想到了自己低贱的世。

不，转瞬他心中又翻了过来：他们又有什么？今天丢了官，明天就没车坐，脱掉这层壳，他们一样不值钱。

要找的人来大门接他了。一位名气不大不小的作家，程无忌。五十多岁，红脸，小睛，嘴往前凸，有个活泼情的狐狸面相。你来了？他连连招呼着。

车不能，他们走去。院里挤满了简易房，一层的，二层的，拐来拐去的巷。程无忌边走边情介绍着：那是版社，这是机关，这是报社，那个楼有好几个单位…来来往往都是文化界人士，都是朴素的白衬衫。他的衬衫，金边镜，再加上这张黑脸，显得刺。他觉得自己走路不自然，提着小箱，也显得磕碰邋遢。在这儿他又像下等人了。真正有份的是短袖白衬衫，朴素的灰。那是贵族。再看金凤，走得更不自然，跟鞋都踩不稳，一个小县城的姑娘，本没见过大世面。

一幢红楼，又有军人守卫。程无忌掏工作证，又指着他和金凤说明了一番，门卫上下打量着摆了一下手，才放他们通过。楼里很拥挤，楼堆放着书柜、成捆的书报，很暗。远没有大饭店的豪华敞亮。但踏着一级级台阶上楼，他却到这里对他有多么大的压迫力。他时时觉得自己卑微，没份。

在中国，还有比金钱更有地位的。

总算到了办公室，烟茶也递了过来，自己的份，程无忌已向他几位同事作了介绍。没想到的是，达公司董事长的名片在主人那里赢得了很大尊敬。他们不但客气情，甚至显得有些殷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