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现象引起的文学史思考(3/4)

家鲁迅与金庸之间作价值评判，而是要调二者都面临着“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并有着不同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特。除了已经说过的“激变”与“渐变”的区别外，这里不妨再说一：新文学的现代化的推动力是双向的，既包了文学市场的需求，也有思想启蒙的历史要求；而通俗小说则基本上在文学市场的驱动下，不断行现代化的变革尝试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未充分展开，我们这里仅是把“问题”提而已。

前面已经说过，在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对立，是自有缘由的；但在发展过程中，却逐渐把这对立绝对化，就不免现了偏颇。金庸的现，与八九十年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更引发我们的一些新的思考，注意到二者的对立（区别）同时存在的相互渗透、影响与补充。这里不妨举一个例：许多现代文学的名著在90年代都被改编为电视或电影，茅盾的《夜》、《霜叶红似二月》，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风沉醉的晚上》等的改编都引发各争论，最近《雷雨》电视剧更在《北京晚报》等报刊上展开了烈的讨论。应该说，原小说（戏剧）与改编后的电视剧（电影）属于不同的文类，前者是我们说的“新文学（新小说、话剧）”后者则属于“通俗文学”它们有不同的文学功能，不同的价值标准，满足不同的审需求，因而也无须在二者间比较低，但却可以在各自的艺术系内去讨论其艺术的得失，并作相应的评价。比如说，曹禺的《雷雨》，作者自己的说法，原本是“一首诗”剧中的氛围、人，都有一象征：主人公繁漪就是作者所说的“织着最残酷的和最不忍的恨”的“‘雷雨式’格”的化，因此她在剧中的言行都是极端的，或者说是被剧作者极度化了的，追求的是心理的真实与震撼力，而非情节、细节的真实；而电视剧《雷雨》是一通俗的社会言情剧，改编者首先面临的是要使繁漪的格、言行为观众所理解与接受，就必得对繁漪与周萍、周朴园父情纠葛的发展过程作细致的待与刻划，自然也要考虑市民为主的观众的欣赏趣味，从而增添了许多原著所没有的情节与细节；我们只能据通俗剧的艺术要求去讨论其增添的得失，而绝不能以“不像原著”为理由否定改编者的创造。这里调的是“原著”与“改编”不同，这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但也不能因此否定二者的联系：上述新文学代表作能够被改编成通俗剧，这个事实至少说明，这些“新文学”作品本就有了“通俗文学”的某些因素（因）。像《雷雨》里的情节原素，诸如“少爷与丫环”、“姨太太与大少爷”之间的偷情“父亲与私生”之间的冲突，失散多年后“父（母）与”、“夫与妻”的相认等等，都是通俗言情作品的基本情节模式，电视剧作者看中了《雷雨》，自是显示了一光的。这光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联系：尽新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通俗小说”（当时称为“旧文学”）的对立面现的，但这对立并不妨碍通俗小说因素向新小说的渗透与影响（反过来也一样）。即使是像茅盾这样的当年批判“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大将，现在人们也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言情”因素，并据此而改编成社会言情剧：如果我们不固守“新旧文学火不相容”的观念，就不应当把这类改编看作是对新文学的亵渎，并通过这类新的文化现象，不断调整与加我们对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关系的认识。最近我读到了一篇博士论文，谈到了“《庄》和上古神话的想象力传统”的问题；作者认为，这一传统的未被充分认识与继承，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遗憾，因此，鲁迅的《故事新编》里，对庄与神话想象方式的继承，及由此产生的意义化与消解，其中包着十分丰富的艺术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参看郑家健：《神话·〈庄〉和想象力传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7期）。我基本同意这位作者的意见，并引起了这样的联想：如果说“《庄》和上古神话的想象力传统”只为鲁迅等少数新小说家继承；那么，或许可以说在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中，就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探讨鲁迅的《故事新编》与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某些内在联系呢？——其实，《故事新编》里的《铸剑》中的“黑人”就是古代的“侠”提这样的“设想”并不是一定要将金庸与鲁迅拉在一起，而是要通过这类的研究，寻求所谓“新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内在联系，以打破将二者截然对立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