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而备了更的意义。

《天龙八》为陈世骧评为：“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是金庸写“情孽”写到极致的一篇小说，也是他对于“情”的一次探讨之旅。在这书里，充满了人的挣扎与矛盾，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望和情所困扰，而金庸用来解决的方法，则是佛法的超度和解脱——一些人因为受佛法熏陶而拥有心灵平静和完满人格，获得幸福圆满的结局，例如段誉、虚竹；一些人则在忏悔中以家或者死亡解脱。甚至，这本书里，几个最大的“恶”都获得了在佛法中悔过的结局：如慕容博、萧远山、鸠智，甚至是星宿老怪丁秋。

然而一方面是悟与升华，忏悔与救赎；另一方面也是不可改变与痛苦；在无名老僧的教化之外，有两类人不能为佛法所超度：一是如萧峰这样的大英雄大侠士，不能也不肯用佛法为心中的问题寻求简单的答案，最终不得不为此付悲剧的代价；另一是阿紫、游坦之间或慕容复这执著于“情”或“”的凡人，他们宁愿选择与他们的情或者望共生，或者共灭——阿紫与游坦之选择了各自的殉情方式，而甚至最富慈悲心的段誉也放弃将慕容复接至大理的念：“我觉得他们可怜，其实他们心中，焉知不是心满意足？”

这样纠缠转化，难判难定的之谜，使作品有了更加沉蓄的意味。

20世纪60年代末期，金庸思想理念都更加趋于成熟，创作因为摆脱经济压力，自由度也更大，因此作品中便加了更多对于人和政治、社会、文化的思考。这个阶段他写了他的最后两长篇：《笑傲江湖》与《鹿鼎记》。这两长篇小说无论在新派武侠史或者金庸本人的创作史上，无疑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于写作《笑傲江湖》的动机，金庸曾这样说过：“写《笑傲江湖》的那几年，‘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正在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的卑污集中地呈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烈反，自然而然地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

然而，这并不是一影攻击的作品，正如金庸所说，他想要到的是“通过书中的一些人，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普遍现象”这是金庸作品中惟一不涉历史背景的一，金庸借了这样的写法，正要阐释，这本书里所写的，不是一朝一代的兴亡离合，而是主宰中国三千多年的普遍望。

这是一关于“权力”的小说，主人公令狐冲，是一个“权力”的旁观者，他对权力没有望，然而却置于许多权力斗争的中心，参与了华山派、嵩山派、少林派、日月神教等许多门派的权力之争。通过他的睛，我们看到一幅政治旋涡中的人长卷：贪婪者为权力控制而堕落为恶；弱小者为权迫害而家难保；上位者为望迷惑，失权夺权皆如一梦；边缘者为权力播，求离不得求存不能…而又演灭门破家、夫妻怀恨、师友相残的悲剧。《倚天屠龙记》的正邪困惑，在此发展到极致：一旦被贪所控制，无沦是“正派”还是“邪教”都无法逃脱这一人的枷锁，左冷禅、岳不群、东方不败、任我行，无论怎样的君掌门，英雄枭杰，都为了权力二字，成了自己望的可怜、可悲、可笑的牺牲品。有人说，读《笑傲》令人心冷，诚然。而令狐冲，则是在这场悲剧中，几乎惟一保持了清醒和主动的人，最终得以退旋涡，携隐世。然而，这退隐的代价，也是他失去了本来如同亲人般的师父、师母和满门师兄弟，失去了曾经过的小师妹，失去了许多正派邪派的好友尊长，在令狐冲和任盈盈终成眷属、曲终奏雅的另一面，是无可奈何独善其的悲凉。

《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之时，西贡的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或“左冷禅”(企图建立霸权者)，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而《鹿鼎记》一，则在读者中掀起一场大动，甚至有许多读者写信来提这书是否金庸所写的疑问。金庸自己觉得：“《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它是历史小说。”《鹿鼎记》最令人困惑之，便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已经不是传统武侠小说中的大英雄大侠客，而武林在皇权和官府面前，也显得异常无力“武侠”的英雄气概，洒脱怀，一下间，仿佛被颠覆掉了。

这个主角韦小宝，用一句话概括说，是一个“市井小混混”他经历奇特，但是本质平凡，与从前的侠客们相比，他不备远大志向和尚品格，人生目标非常简单：第一，生存，第二，金钱与女。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违背一切理想原则，却符合一切现实条件。他虽然不符合武侠的国家理想，却满足了人们在阅读武侠小说中寄托的一切私人望：财富、女、主宰他人的权力、成名…他虽然在“德”上，违背了许多侠客的基本信条，却因为在“人情”一面异常周到而讨人喜。因此，甚至连金庸自己都难以对这个人行定位了。他写《韦小宝这小家伙》，既承认他上可重义气一面，又调他违反德的一面。而他对于韦小宝的态度，恰恰现的便是这“德”与“人情”的矛盾。他既称韦小宝为“这小家伙”气自然是异常护：“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坏习气发作了。”但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金庸已颇有德教化之心，对于人与现实之外，需不需要承担德职能，显得动摇困惑起来了，所以又要调：对于中国的境“韦小宝作风”还是少一为妙。

作为小说家来说，金庸本不必承担笔下人的教化功能。当年回答论难时所理直气壮地持的“艺术主要是求、求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到了他晚年，看来已经有所修正和改变。后来他封笔多年之后，号召青少年要郭靖、令狐冲，不要韦小宝，则更是以说教代小说，作为文化名，这样的号召本无可厚非，但是为人的创造者，还要这样的号召，就不免显得虚弱无力，顾盼踌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