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虽然他是国民党员，新中国成立后盛情邀请他为外顾问。于是，梅汝璈先生一到北京，就立刻发电报邀请金庸到北京来协助他工作。金庸接到邀请，正中下怀，于是兴冲冲地只北上，赴京求职。

而当时中国外的负责人乔冠华，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社长时，与《大公报》往颇，也相当欣赏金庸的才。金庸见过梅汝璈后，便去找乔冠华。乔冠华自然表示迎，但是也坦白相告，由于金庸地主家，又在国民党的政治学校接受过教育，恐怕很难被红政权接受。而惟一的希望是先中国人民大学受训，或者在外的外围机构人民外协会工作，等适当的时候争取党，再被决定能否转外工作。

这对金庸不啻一瓢冷，顿时满腔情化为乌有。他后来回忆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外工作的事不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贡献…”

金庸此后一生，始终追求的思想独立、言论自由、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而格也倾向于独往独来，我行我素，随意不羁。因此他后来也认为，未能走上从政之路，此后多年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和不受拘束的小说家”更加适合他的个发展和真正追求。后来他也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我对于严守纪律到痛苦。即使作为报人，仍以多受拘束为苦，如果我了外官，这一生恐怕是不会到幸福快乐的。年轻时企望外官，主要的动机是周游列国，现在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不受丝毫限制，更加自由自在。现在独立的从事文艺合作，作学术研究，不受束和指挥。只凭自己良心事，神上痛快得多了。”

然而当时金庸并未想到这一，只是抱着失望之情怏怏而归，而在这次失败的北上求职的过程中，金庸的第一次婚姻亦告破裂。关于这次婚姻，他人知之甚少，只知这位夫人叫杜冶芬，1947年与金庸相识，后来同赴香港，但因金庸忙于工作，冷落夫人，相关系逐渐恶化，而这次失败的北上，正了他们分手的化剂。

不久后，家乡传来他父亲的死讯，对金庸又是一个沉重而悲痛的打击，直到大半年后他心境才渐渐平复。1952年，或许是想要换一个环境，金庸转到了刚创办不久的《新晚报》编副刊。

《新晚报》隶属《大公报》，但是质有所不同。在这个叫作《下午茶座》的副刊上，金庸为了提报纸的受迎度，开始撰写一些娱乐较的影评专栏。金庸对于影艺本是门外汉，但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用心阅读了大量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虽然当时他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甚至已经超过了普通的电影和戏剧工作者。

这段经历给金庸一个很大的收获，便是他学会了“即学即用”并以此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他说：“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得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这段期间内，金庸不但经常以“姚馥兰”和“林”的笔名发表影评，并且也自己创作了一些电影剧本，如《绝代佳人》、《兰》等。《绝代佳人》由长城电影公司拍成电影，1957年还获得了中国文化颁发的1949~1955年的优秀影片荣誉奖。

不但电影，这段生涯中金庸对各艺术形式都产生了厚兴趣，甚至学过芭舞，并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当时罗孚是《新晚报》的负责人，后来在他回忆中还有一个相当有趣的小曲：“他（金庸）一段时间去学过芭，在一次报馆的演中，他还穿上工人服，独芭舞，尽在艺术上那是不合格的，却是使人能够留下印象的。”

《新晚报》轻松愉快的风格，使金庸心都得到了相当的舒展。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个重要朋友：一个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另一个，便是与他志趣相投，才华并称，日后也成“一代大侠”的梁羽生。梁羽生本名陈文统，广西蒙山人，小金庸一岁。他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当时也是《新晚报》副刊编辑。他与金庸都好下棋，闲来无事常摆局对弈，并同在《新晚报》上撰写棋话，皆十分彩。

对弈之外，两人更有一个共同好，便是武侠小说。书生论武，分外兴致，如《蜀山剑侠传》、《十二金钱镖》等旧武侠作品，两人一旦谈起，都是兴致，若悬河。此时，金庸或许还不知，他生命中一项重要事业便要由此起步；而一代新派武侠世，也已经呼之了。

此刻金梁二人谈侠论剑，虽然兴致昂，二人又都有文字创作的经历，却尚无笔亲自上阵之心：新派武侠小说的“药方”已齐，但“药引”未备。到1953年，终于“引”到来，当年香港两位拳师的一场比武，成了新派武侠世的导火线。

这两位拳师，一个是太极派的吴公仪，另一个是白鹤派陈克夫。武无第二，两位拳师既要分下，便选了摆擂比武方式。然而因为当时香港禁止打擂比武这类事，而澳门不禁，擂台便设在了澳门新园。

名拳师比武的消息传，立刻引起了好闹喜猎奇的香港人的注意，报纸传媒更是以此为新闻大肆宣扬。《新晚报》自然不甘落后，立刻为此了一个“号外”结果是“瞬间卖空”尽比武当场，并无报界事先渲染的张刺激，数分钟便分胜负，但市民对于比武打擂，争斗胜负的好，却引发了《新晚报》主编罗孚的灵机一动——在报纸上开始武侠小说连载。

知平素手下这群将对于武侠的好，罗孚决定就地取材，令他们变“说”为“写”必受读者迎。于是他先去找文史造诣颇的梁羽生，梁羽生一应从。比武第二日，《新晚报》便刊即将连载武侠小说的预告，读者自然大兴趣：而梁羽生果然也不负厚望，仅仅酝酿一日，《龙虎斗京华》便开始见报并一路连载下去。

日后看来，这小说上，仍然不脱许多旧武侠的“其所用楔、回目、笔法无一不‘旧’，甚至分故事情节、人亦明显自白羽《十二金钱镖》”（叶洪生语），但是，对于当时读者来说，却令他们大大地到耳目一新。小说中曲折的情节，生动的打斗，激烈而又悲伤的情，引起了他们烈的兴趣，报纸销量大幅上翻。《龙虎斗京华》这一炮打响，顿时在香港报界掀起武侠，梁羽生声名日隆，各大报纷纷前来约稿，分乏术，于是，罗孚又“挖”了金庸，邀他为《新晚报》新写武侠小说连载。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金庸看到梁羽生一举成名，自然也不甘落后。但他之前从未写过武侠，一时不免棘手，苦思之下，决定从自己最熟悉的家乡着手，选择小时候印象最刻的故事——乾隆世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