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说民国十五年的“三·一八“惨案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他不知，还有更凶残更黑暗的日，是民国三十四年的十二月一日！段祺瑞的卫兵，是在执政府门前向徒手的学生开枪；“一二·九”的时候，北平的军阀是在大街上行凶；“一二·一”的昆明，竟全副武装杀到学校里面来了。这是最野蛮最凶残的恐怖统治！我们为人师表的人，一定要支持学生，抗议这个暴行…

在刻于昆明“四烈士之墓”墓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中，闻一多调：“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并且不惜汇成更大的血…四烈士的血是不会白的。”这里所现来的死亡观，与他早期诗作中的死亡观是一脉相传的。在《最后一次的讲演》中，闻一多认为李公仆的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他最后庄严宣布：“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大门！”当时，闻一多已经明知自己是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黑名单上继李公仆之后的第二号人，又亲看见特务就在会场上的人群之中，但他竟然一再用烈的挑战气向特务主动击。他说：“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来！是好汉的站来！”演讲中多次使用“你”和“你们”这样的第二人称来直接呼唤“特务”和“反动派”讲演中对李公仆之死的悲痛只占很少分，而大分是对“敌人”的斥骂和极端蔑视，对自己力量和勇气的显示和自豪。这个讲演所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在理智上是不难推测的，而闻一多又并非是缺乏这样的理智的人。所以，闻一多在行这场讲演时以及讲演结束后，关于死亡的意识活动，一定是他脑中的一个占据心地位的兴奋。《最后一次的讲演》的结尾几句话，给人以极大的心灵震撼，其奥秘或许就是从中已经可以觉到闻一多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预。这预不是充满着恐怖，而是怀着相当的兴奋，怀着一宗教献般的激动。就在这激动的兴奋状态中，响起了冲锋枪的扫声。闻一多的被残酷杀害，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当然是一件令人悲愤的暴行。但对于闻一多本人来讲，可不可以说，这正是他潜意识中最理想的结束生命的方式，他的生命，在冲锋枪弹横飞的一刹那，奏了激昂的最音。

闻一多在《奇迹》中写：

…

既然当初许下心愿，也不知是在多少回以前——我等，我不抱怨，只静候着一个奇迹的来临。总不能没有那一天让雷来劈我，火山来烧，全地狱翻起来扑我，…害怕吗？你放心，反正罡风不熄灵魂的灯，愿这蜕壳化成灰烬，不碍事，因为那，那便是我的一刹那一刹那的永恒——一阵异香，最神秘的肃静，（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动早被喝住，时间也止步了）最浑圆的和平…

这奇迹，不就是对于死亡的赞诗吗？闻一多版了《死》之后，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功夫潜心学术研究，实际上，他是在静候着那个奇迹，静候着那个雷劈火烧的一刹那。他所说的“蜕壳”“异香”“浑圆”都是意指“涅槃”的境界。这个境界终于在有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最尖锐的搏战中来临了，闻一多纵投，完成了这一奇迹。

学术界一般将闻一多的一生划分为诗人、学者、战士几个阶段，然后说他的思想在几个阶段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而经过我们较为细致地探讨了闻一多的死亡意识，则似乎可以一步得这样的结论，闻一多的一生是非常完整的，统一的。诗人，学者，战士，不过是他外在的活动形式，而实际上终其一生，闻一多都是个“诗人”是个把生命当作诗、用生命来写诗的诗人。他作为新月派格律诗的盟主，对诗歌艺术形式的度追求，对诗歌语言的雕细刻，都基源于他对生命、对死亡的度追求。他的艺术观和生命观，在理想人格和英雄主义的合力中达到了统一。所以，诗人，学者，战士，并不是一个单线发展的历时链条，而是始终互相修饰限制，互相渗透辉映的一组共时的本意义的概念。以毁灭为代价达到丽的完成，使闻一多的艺术实践和生命实践有机地了20世纪的中国艺术史和中国革命史，因为20世纪的中国，正是以无数“丽的毁灭”为代价，焕发她凤凰蹈火般的奇异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