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因为那阵我开始上学了，我们的老师贝夫人厉害极了，如果你不听她的话，她那把戒尺就足以令你俯听话。

可我还是很听妈的话，同时也学会了一只耳朵，一只耳朵。

又过了一年，我又学会了选择接受最好的意见：中国人有中国式的建议，国人也有国式的建议，而一般情况下，我认为，国式的见解，更合我意。

麻烦的是，我后来又发现，国式的见解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它有太多的取向，因此反而容易给搞得昏昏脑。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决定不了如何置我和特德间的关系，我可以有那么多的取向，而每一取向却又可以导致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

比如说，这张支票吧，我怀疑难真的是特德设下的一个骗局，让我退却，不再为离婚而再与他纠缠。如果我收下这张支票，他就会在事后耻笑我，那一万元钱，把我买通了。悲痛伤之余，瞬间我生一个幻觉，似他送我这一万元钱，完全是于对我的关心和护，他是以一独特的方法告诉我，我对他意味着很多…如是颠来倒去地反复忖思着，直到那张一万元支票和特德，在我脑中捣腾成空空然的一片空白为止。

我决心结束掉这场无止境又无谓的折磨，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算了。刚准备开斗去取离婚协议书，我忽地记起了这幢房。

平心而论，我真喜我们这幢房，橡木的大门上端嵌着彩玻璃。光可以洒满我们的早餐室，坐在前厅里，就能欣赏整个城市的南风光。园的布局设计和园艺，全是特德自己摆的。每个周末，他都泡在园里，着迷地小心地照料着每一株，就像容师为客修剪指甲一样认真小心。

如今，我透过窗打量着我们的园，大片的百合，已变得枯萎不振了，沉甸甸的，因为没有东西支撑住，几乎把千给压断了。石板小的夹中，杂草丛生，不过那么几个月，这曾是那样好的园，一下变成一块荒地了。

这一片败落荒芜的景象，令我忆起曾在一本杂志里读过的一番话：当一个丈夫不再注意修整家中的园时，说明他正在想把这个家连掉。我已记不清特德最近一次修剪迷送香是什么时候了。

我决心给律师挂个电话。当电话那边铃声一响，我又迟疑了，我挂断了电话：我将对律师说什么呢？对离婚，我将提些什么要求呢？——天呀，我甚至在结婚时，都没想过要提什么要求。

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十五年来与特德形影相依的生活，令我无法对前的问题作一个明确的决定。

直到第四天，我在昏睡中被电话叫醒，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地，我想它一定已响了起码有一个小时了。我拿起了电话。是妈打来的。

“你醒了？我给你带些吃的来。”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已看见我现在这颓然潦倒的神情似的。可我房里明明一片昏暗，窗帘拉得密密严严的。

“不，妈，”我说“我现在不能招待你，我正忙着呢。”

“对妈妈也有忙得不能招待的？”

“我有一个约会，与我的心理咨询医师，我与他约好了…”

她在那边沉默了一下，说：“为什么你自己不说什么呢？”她几乎是以一痛苦的语调在劝我。“为什么你不去跟你丈夫说说？…”

“妈！”我止住了她，觉得几乎要倒下去了“请别再提任何挽回我婚姻的话了，我不要听。这本是不可能的。”

“我并不是要你挽回你的婚姻，但至少你自己，也应该大声说几句什么。”她这样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