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起来没运动，继续赶批文件。然后同工业李树夫谈工业总结，午饭前又抓住最后一时间同产局长郝生德等同志谈渔修厂的隶属问题。午饭后，便和市委收记的同志们一起发到北京。当晚便开始学习中央《五·一六通知》。

梦也没那么快；学习《通知》，也就是到京第一天的晚上，他便听到对他所写《老生常谈》的批评意见；到京一周，华北局领导同志正式通知他作检查，并面对面作了“严肃批评”；5月30日，批判《老生常谈》的简报已经发下来。接下来的二十天，便是四次“及灵魂”的检查和大会小会的一次比一次猛烈的批判。反映在胡昭衡的日记上，开始用“批评”两字，后变成“批叛”；开始是在书记会议上接受批判，后变成“开天津大会，批判。”从日记上摘几段：

1966年6月3日…下午在书记会议上检查，讲了两个半小时，随后大家提批评意见…

1966年6月4日…下午开书记会议，对我继续批评…

1966年6月7日…开了一天常委会，继续批评我…几位同志重批判《老生常谈》与我的作风…

1966年6月8日…下午开常委会，继续听×××等三同志对我的批判…

1966年6月11日…上午常委会，对我行批判；下午常委会对我批判，晚上翻阅批判材料…

1966年6月14日…整日开常委会，对我继续批判…

1966年6月5日…上午写检查材料，下午开天津大会，批判。

1966年6月16日…上午准备检查，下午，大会继续批判，晚继续准备检查…

这二十天，用胡昭衡的话讲：全是在泪中过来。开始独个儿泪，后来与妻林以行相对泪，再后来又加一个秘书崔广兴，三个人默默泪…

其实，无须讲从九天跌下地狱，也无须说什么向林和神上的大折磨与损伤，只须远远望一就可以明白一切。

去北京时，胡昭衡满黑发，红光满面，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发白了一半！他的妻林以行是天津市委组织副长，抗战八年经受了火线上最严峻的考验，这一次她比胡昭衡晚到北京三天，又比胡昭衡早两天白了一长缕发。传说伍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人人都知这个故事，人人都以为传说不可信。胡昭衡和林以行二十天愁白了，可是有上百人亲目睹。

然而，每天早晨仍然可以看到胡昭衡跑步、，晚上仍然可以看到胡昭衡与妻林以行安详地散步、聊天。这就是秀才当过兵，既有丰富的情，又有的意志力。

他失眠、痛、全疲惫到极，脑却始终于兴奋状态，即使前一黑，不得不仰靠椅背静躺，思想仍在兴奋的极峰上明光闪烁。他竟想得一首诗，后来写人日记中：

“二十天脑里凝结的想法记述如下：

“烈火烧，锻炼自己；依赖群众，依赖组织；脱胎换骨，改造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决革命，革命到底。”

这首“诗”的时代痕迹很重，可是，有几个时代中人能不留时代痕迹？重要的是充满铿锵之声而非颓丧之音。这诗是伴着弥漫过来的乌云，伴着远隆隆的不绝雷电酝酿而成；是随着骤然卷起的狂风，一闪惊心的电光和猛烈倾落的暴雨一涌…

胡昭衡立起，走到窗前。大雨已经充实了天地之间的一切空隙，横的竖的，白茫茫，冷飕飕；四面全，八方俱响，没有一不迷糊。屋檐上落下成排的急，被风着迸溅星泡沫，经过纱窗，变成一无从辨别滴的纤小珠飘过来，在胡昭衡的衣服、脸孔和愁白了的发上化作一层冰凉如苔薛样的分。他连续这有凉冰冰渗透力的气，脑更清醒几分。他的嘴角忽然一丝自嘲的苦笑。

突然吗？不。怪只怪自己没看问题。

迷信人讲话，发生大的事变之前，都是有异兆的。

两个月前，下午四时十二分，他正在主持市长办公会，忽然一阵地颤，房屋摆簸，人大。“地震！”谁惊叫一声，会议室里的人于本能地起来朝外逃。是他一声大吼，像施了定法一样定住这些人：“站住！都给我回来！”他的目光好凶啊，声音与其说吓人，不如说是镇人。“你们都是市里领导，你们如果惊慌成这样，办公楼里的人会成什么样？影响得全市又会怎么样？”

人心迅速稳定下来，多数人只叹一声：“市长到底是当兵的，枪炮里来的人有静气。”可是胡昭衡却不曾细想，1966年后，人心越来越亢奋、浮躁、激颤、不安。这是为什么？稍有事便一惊一乍，这是为什么？

陈伯达从家乡回来，脸不好看。喝过酒，他才吐心里话：“可能要事，很可能事…”问之再三，才不自在地解释，说他家乡的山上有块大石，协调山河立得位置很是地方。农业学大寨，石被破坏了，横看竖看不协调，坏了风…

这件事可以有多理解：

“迷信是人类本存在的一分，在我们以为已把它全清除了的时候，它却藏在最人意料的角落里，而一旦它相信自己是万无一失，就又突然也冒了来。”

“不迷信的人讲述信的话，往往是自我心灵抚的一办法。”

“对人来讲，迷信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要自要稳定情绪但又不致于糊涂到无所作为，于是就有了讲讲迷信话的乐趣。”

胡昭衡就没有想想，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什么事才会使陈伯达这主张骨灰田的唯论者拾起迷信话来自己吓唬自己？

继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有心者本应看，无论拿谁作文章，斗争其实发生在上层。

1966年2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一心将“批判”限定在学术范围内。可是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札记》的批判，1966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生的《请看吴晗同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等文章，分明是将“批判”引向政治方面。

到了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亮睛，辨别真假》不仅给“三家村”定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基调，还发了打倒一大批的叫嚣。

到了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刊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叫喊要上揪“指使”、“支持”、“捧”者，挖“最的”下扫“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这些文章实际上都是合著5月4日到5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个人，当他“受到时代神从四面八方施加的威胁，最迫的事莫过于使他及早看清楚他的意志所必须选择的方向”

胡昭衡选择“错”了，他顽固地持着过去信奉的并为之奋斗不息的一切最神圣的原则。5月7日他去牙新河工地参加劳动，在东效区农民住地和周官屯区现场办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5月8日发表的两篇文章在当时足可以说是震动全国的“冲锋号”和“重磅炸弹”但是在胡昭衡上居然毫无反映。在他的日记上也一笔未记。他继续抱住自己的“西瓜”不放。请看这一天的日记：

1966年5月8日

昨夜失眠，只睡了一个来小时。

饭后给各级讲了市内情况和对工程最后阶段的意见。

去三分支各工地看了，又去各区工棚中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