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以为钱钢老师会反组织起来的聚会，但他没有。他见到当年的人，拥抱着，大力拍他们背。大家坐了一排，挨个要求发言，到他发言，就诚恳地说两句。

可是我和老范有犯愁，这形式太的见面会，左绕右绕也绕不开安排的痕迹，要不要拍？如果拍了，怎么能用在片里？只好作罢。

事后却后悔。

陈虻说过一个事儿。有个片记录山东最后一个通电的村，拍完编导回来说：“陈虻，抱歉，片没拍好。”

他说：“为什么？”

编导说：“因为当天来了另一个电视台，非要‘摆拍’。比如说农民家里白纸裹的那鞭炮，只有半挂了，一直烤在炉台上，舍不得放，就等着通电这天。结果这些当地电视台的不，觉得这不够气氛，愣要给人家买一挂红鞭炮，让农民拿一竹竿挑着、举着，他们就拍。农民被他们摆布得已经莫衷一是，不知该怎么，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准确了，所以我们没有拍好。”

陈虻听完说：“你为什么不把摆拍新闻的过程拍下来呢？”

大家都愣一下。

他说：“在认识这个事件的时候，有一个预它的事件发生了，但你原本可以通过拍摄它，看到这背后更刻的真实，你失去了一次认识它的机会。”

见面会上，有位位截的女被介绍是残志的典型。会后钱老师带我们去了她家。

采访时，我才知，地震后她脊髓断裂，定下婚约的恋人离开，她嫁给了另一位残疾人，医生说她不能生孩，但她决定当一次母亲——“我要夺回地震从我边夺走的一切”…小孩生下来了，但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之后她三年没门，把自己囚禁在家里。

见面会的当天，是当年她儿夭折的日。现场需要的，是一个抗震救灾的典型，她说：“无法表一哀伤。”

我以为她会愤怒或者难受，但没有。她拿当年写的书，说在那个年代她也曾经塑造过自己，造过情节。她在书里写，地震之后，哥哥看到她被压在木板下面动不了，却没救她，而是先去救别人。她疼得撕心裂肺，她哥哥却在救完三个外人之后才来救她…但真实的情况是，她哥哥当时非常着急，和别人一起把她抬上了担架。

她拿书来给我看，不掩饰，也没辩解。

去唐山之前，我对这段历史了解很少，我是带着逆反、带着“认识历史，取教训”的预设去的。但她是活生生的人，一边把发编成辫，一边带着羞赧问我：“这样上镜行吗？”我端详一会儿，把红给她，让她涂上一。我问她采访前要不要先去上个厕所，她平静地说：“痪后小便失禁是觉不到的，常常是了才知，来不及，只能在椅里坐一些。”

罪是她受的，但她没有痛恨过去，连底掀翻。她一直留着七十年代与恋人的通信，怕这些信腐坏，就把信剪下来贴在本里，在旁边手抄一遍，这样想看信的时候，就不必翻看原件了。十年前她与恋人重见，男人看到她坐在椅上的模样，放声痛哭，她反过来安他。三十年来，她承受这一切，就像接受四季来临。

采访这样的人，如果只是为了印证自己已经想好的主题，这个主题不多正确，都是一妨害。谈了一个多小时后，她说：我接受了这么多采访，但我从来没这么谈过。

我只是一直在听而已，听我从没经历过的生活。

她说地震后躺在地上，天上下着雨，她渴极了，张开嘴，接雨喝。她的手碰到一条大，还以为是死人呢，沿着那条往上摸，摸到腰上才发现是自己的，已经没有任何知觉。她抬看四周：“我觉得我已经破碎了，和唐山一样。整个都拾不起来了，我后来所的不过是把我一捡回来然后拼凑在一块，跟唐山一样。”

我小臂上全是碎疙瘩，就像那雨也浇在我的上。